他们曾在柚子树下，弯曲小巷里，谈论革命和真理 辛亥两兄弟：无法实现的外交家刘道一，被误解的同盟会管家刘揆一

【类型】报纸

【篇名】他们曾在柚子树下，弯曲小巷里，谈论革命和真理 辛亥两兄弟：无法实现的外交家刘道一，被误解的同盟会管家刘揆一

【简介】2010年11月2日 2010年10月13日，湘潭县雨湖区城正街，小院里的刘揆一墓，前面的二层小楼是改造后的刘烈士祠，院子前后都种植了柚子树。 2010年10月15日，长沙岳麓山青枫峡上，刘道一与夫人曹庄的合墓，1912年迁葬于此。 刘道一：“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1355

【正文】

2010年11月2日

2010年10月13日，湘潭县雨湖区城正街，小院里的刘揆一墓，前面的二层小楼是改造后的刘烈士祠，院子前后都种植了柚子树。

2010年10月15日，长沙岳麓山青枫峡上，刘道一与夫人曹庄的合墓，1912年迁葬于此。

刘道一：“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

刘道一崭露头角的时刻，当然是在萍浏醴起义中。当时做哥哥的尚在犹疑是否加入同盟会，弟弟已经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了。因为他能跟会党徒众混到一起去，便于接近和联络会党的力量，再者，他不像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一样出名，便于从事秘密活动，加上当时父亲年迈，哥哥揆一被通缉在案，只能滞留日本，刘道一成了回湘联络起义最合适的人选，他也自请回湘，得到批准。

1906年，刘道一在长沙约集了蒋翊武等人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秘密聚会，会后刘道一负责留在长沙运动军队，掌握全局，并负责与东京同盟会本部联络。起义提前爆发，初期声势浩大，屡败清军。之后清廷调集了湘赣数省的军队进行镇压，相持月余，起义失败。在由衡山返长沙途中，刘道一被捕。因为尚未出名，清吏还以为抓住的人是刘揆一，他本人也在狱中与友人书写道：“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之后被发现不是，遭到酷刑。清吏将搜得他刻有“锄非”二字的印章作为罪证，判处死刑。1906年的最后一天，清吏将刘道一诱骗到长沙东南的浏阳门外（今劳动广场处），“仓卒未及反缚，魁侩举刀斫之，四击乃断其头”。

12月31日刘道一牺牲之后，一直到1月22日，刘揆一在东京才得到亲人去世的消息。黄兴“击桌愧愤，寝食俱废……与揆一相抱痛哭曰，吾每计议革命，惟伊独能周详，且精通英语，辩才无碍，又为将来外交绝好人物，奈何即死是役耶！”在黄兴关于未来那个美好国家的设想里，为年轻的刘道一留出来的外交人才一席，至此只能永远缺席了，那个翩翩外交家刘道一的风采，只能是一个空泛的想象了。

刘道一去世之后，正在长沙周氏家塾（即周南女校的前身）读书的刘道一夫人曹庄选择了服毒自杀（之前有一说法是自缢）。刘揆一的父亲也受到刺激，中风离世。在湘潭刘烈士祠的纪念堂里，我在墙上悬挂的相框中看到了一幅曹庄的照片，日式女子打扮，容貌端庄，很难想象她会勇于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刘道一是同盟会成立后，为革命流血牺牲第一人。一同留日的友人们纷纷请缨回国，之后秋瑾和徐锡麟发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双双牺牲。

刘道一的遗体之后运回了白石铺老家。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临时大部孙文发布《命黄兴优抚刘道一令》：“烈士尽瘁革命，屡蹶愈奋。联络会党，彭励民气，厥功甚伟。自应准予列入大汉忠烈祠，同享祭典，并将事宜宣付国史馆立传”。葬于长沙岳麓山。湘潭县议事会决议以城区宣化街（今城正街）的原守备衙门作为刘烈士祠。

掌权

刘揆一：1944年，曾嘱夫人做一套袈裟，拟遁迹深山

刘道一在萍浏醴起义中光芒乍现便陨落了，刘揆一则接受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并且日渐成长起来。1907年，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刘揆一又代行总理职务，直到武昌起义。当时的地位，刘揆一绝对是与孙黄并称的人物。

在我看来，在同盟会内部，刘揆一的最伟大之处是做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孙中山和黄兴发生争执，他能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反对分裂。1909年八月，因经费问题，同盟会内部有人发表“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列举罪名攻击孙中山，也是刘道一出面调解和压制，甚至还挨了张继的一记耳光。饶怀民教授说，“刘揆一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很敬佩的人，孙中山，黄兴，毛泽东，蒋介石，都对他十分欣赏”。

但是令刘揆一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他在袁世凯内阁中任职的那一段公案。

1912年8月，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同盟会改名国民党后，9月，国民党推举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部总长。这一段历史，使他备受诟病，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在很多年中误解他。女儿刘孝媛在《追念我的父亲刘揆一》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对我说，你父亲不应该在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出任第一届工商总长。当时我就愣住了，从此对父亲的不信任渐渐加深，乃至根深蒂固。无论他对我怎么信任怎么帮助，我都无动于衷，甚至没留下他的字迹，他的照片”。对刘家家事十分熟悉的饶怀民教授告诉我，“刘揆一没有在子女面前解释过这些事情，他从来都不说这些”。在抗战时期他避居各地的记录中，我也看到一条，“1944年，嘱夫人做一套袈裟拟遁迹深山”。这其中固然有不为日本人收买威逼做事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他始终心怀芥蒂，为此闷闷。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时刘揆一是听从了黄兴的意见，一是避免双方兵刃相见，缓和矛盾，一是为了解袁世凯动向，为革命积蓄力量。章士钊说得很清楚，“时则霖生先生体大业之艰难，哀民生之涂炭，恃与孙黄二公之密交，不妨掩其迹而师其意，以期他日之殊途同归”。刘揆一的立场，其实从之后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以号外披露《二十一条》，促进反袁运动发展。导致报馆被查封的事实，就可以清楚看出了。

归隐

刘揆一：待一切平定之后，他守着纪念弟弟的烈士祠，直至终老

五四运动期间的刘揆一，闭门课子，与政治漩涡渐行渐远。因为时局的战乱和妻子的病情，他从天津到北京，回返故乡湘潭，隐居洪江，著书立说，生活也曾一度达到极端困窘的地步。而在一切平定下来之后，他选择留守在湘潭县为纪念弟弟刘道一而设的刘烈士祠，直至1950年去世。

2006年，饶怀民教授在刘道一逝世100周年的时候曾经去过刘烈士祠，他还记得“巷子深深，进去破破烂烂的”。2010年10月13日，我们再度来访之时，巷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老城的城正街已然显出不久就会消逝的仓促，不小心就错过的巷口进去，穿过几排不甚整齐的平房，就可见刘烈士祠，已被改造成二层小楼。前后种植的柚子树，我们去时正值寒意正盛的秋雨，若是有阳光洒落，小小的院落应当有些味道。资料上写原烈士祠，“前后四进，共有房间40余间……解放后仅剩最后一进7间，其他房间为居民所住。1981年政府进行复原维修”，而曾经来参观的人也留下过感慨，“到底有些简陋，理应更恢弘庄肃些”。如今，陈列室里突兀地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后院是刘揆一的墓，跟他风云际会的历程相比，显得过于平淡了些。看守烈士祠的是刘揆一的侄孙刘成亮，“用水，用电，卫生，都是我们自己在搞，我也搞不动了”。现在烈士祠还有人来看吗？“有啊，从台湾来的，还有从北京来的骑自行车旅游的，也有专家和学生”。

1948年，刘揆一七十岁生日时，好友章士钊曾经撰写寿序，从上海送到湘潭。他如此概括刘揆一一生：“先生性长厚，寡言笑，实心任事，不计劳怨。弱冠即好与会党中游，马福益其至友也。吾识先生在甲辰、乙巳间，时黄克强先生创立华兴会，首事者十二人，先生与吾皆在其列。领其事者，虽为克强，而会中一切之计，则先生独尸之。”

在同盟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位能力德行都很优秀的管家人，选择以这样平淡和偏安的形式安居于此，直至离开。据拜访过他的街坊刘泽后回忆，他也曾大谈“辛亥革命的具体事实，孙黄的意见出入和一些日常琐事”，在结了清香柚子的树下，他回想的，定是这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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