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

【类型】报纸

【篇名】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

【作者】 刘智跃

【简介】蔡德东的长篇历史小说《蒋翊武》讲述了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蒋翊武从叛逆少年、理想青年到革命志士的光辉人生，采用政治叙事和欲望叙事相结合的话语方式，为新世纪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提供了参照。在人物塑造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正反二元对立模式，在歌颂英雄的同时，加强了对复杂性格人物的表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022

【正文】

蔡德东的长篇历史小说《蒋翊武》讲述了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蒋翊武从叛逆少年、理想青年到革命志士的光辉人生，采用政治叙事和欲望叙事相结合的话语方式，为新世纪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提供了参照。在人物塑造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正反二元对立模式，在歌颂英雄的同时，加强了对复杂性格人物的表现和刻画。在文学价值方面，摒弃了单一的政治维度，挖掘了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资源。后革命时代的叙事创新，预示了革命叙事发展的方向和更多可能性。

一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由现代化向全球化，由生产性向消费性的转型已经趋于完成”，欲望叙事和消费叙事盛行，如架空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小说等的出现，它们基本上舍弃了当代历史小说价值叙事的传统。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蒋翊武》的出现就显得比较另类。当时下大多数历史小说正热衷于书写权力、追求欲望、体验私己、信奉娱乐的时候，它却以叙述革命为内容，以塑造英雄为己任，体现了对传统历史小说价值叙事的回归。

小说以人物生平的自然成长过程作为叙述顺序，将蒋翊武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即叛逆少年、理想青年和革命志士，分别对应于人物的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其中，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虽然时间跨度大，但篇幅比较简略。成年时期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却占了小说四分之三的篇幅。叙述的详略处理，突出了人物的革命家身份。

少年蒋翊武具备了朦胧的家国情怀，小说用两件事表现他的叛逆性格，一是恸哭国事，二是拒考科举。与叛逆相对，少年蒋翊武向往新式教育，热心民主思想。在西路师范学习时，他参加新知学社，接触革命人士，心灵上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叙述内容上的正反对照，形成因果互证关系，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

从怀抱朦胧革命愿望的学生到投身社会实践的青年，蒋翊武在实现个人身份转变的同时，完成了革命的转向。因此，理想青年阶段承前启后，三个阶段在逻辑上成为叙述整体。

革命志士阶段是小说叙述的重点。根据内容，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叙述他宣传、组织、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期叙述他致力于维护革命起义成果，为推动实现民主共和，置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

从历史评价来说，蒋翊武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发动武昌起义，这也是蒋翊武人生最辉煌的时期。蒋翊武之所以投军，既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他艰难实践的总结。他感到孙中山先生依靠会党绿林的力量举行起义，实现革命的策略存在问题。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要有严密的组织。基于此，他毅然放下身段，投身新军。蒋翊武到汉口之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武昌起义的准备。他的贡献主要是对新军加强组织领导，统一行动策略。其中最精髓的就是蒋翊武提出的“抬营主义”，完全瓦解了清廷的部队；还在各标营队设立代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

武昌起义虽然从军事上推翻了清廷的统治，但革命在政治上还远远没有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既是必需的内容，又是必须的程序。和军事斗争相比，政治斗争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甚至新的表现方式，并进而形成了新的叙述话语和叙事形态。

就首义地区武汉来说，在依靠革命起义建立起来的新政府里，革命党人既没有权力，也不占多数。大量旧官僚旧军官、立宪党人甚至朝廷的旧臣和走狗等占据了军政府的要职。随着皇帝退位，革命前所预设的斗争局面亦随之瓦解，消失了，而原来并不明显，并不占显著位置的反清阵线内部尤其是革命党内部的各种分歧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情节的主要推动力。

从叙事话语来说，小说从开头到武昌起义，以政治叙事为主，而到了革命之后，转变为以欲望叙事为主，存在着明显的叙事话语转换现象。欲望叙事以对人的欲望的表现为叙述核心，如群英会事件，主因是黄申芗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提拔。蒋翊武在危难时候担负保卫武昌的重任，却只被授予一个“护理”的头衔，原因就是孙武的制肘。他怕蒋翊武的威望超过自己，故意在名号上玩花样。武昌战事刚一平息，孙武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借口，要撤换蒋翊武。还有黎元洪的两面派手法，无不是出于私心和自身利益的考虑。

按照韦勒克、沃伦的说法，“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从生活中选择出来的东西”，叙事也是这样。欲望叙事部分对应于革命失败，它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叙述线索来说，小说的革命线索在这期间退隐了。蒋翊武在军事斗争中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但在政治斗争期间，他几乎被边缘化了。显然他并不擅长政治斗争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许他心里压根儿不耻于与这些人为伍。与其说这是蒋翊武的性格和能力的局限，不如说它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隐喻。小说最后又回归了政治叙事，与前面形成结构上的呼应。这样的叙述处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后革命时代叙述革命的基本模式和参照。以政治叙事为主，欲望叙事为辅的方法，在丰富了传统的单一政治意识形态叙事的同时，无疑也彰显了后革命时代人们解读革命的基本心态。

二

近代以来，湖湘大地人才辈出，革命志士灿若群星，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以蒋翊武为核心，塑造了一大批投身甚至献身革命的湖湘儿女群像。

这些湖湘志士，既包括蒋翊武澧州家乡的少年伙伴，又有在求学期间结识的校友学长，还有在革命征途中结交的同志。他们随蒋翊武生活空间的转移和参加革命斗争的时机次第出场，汇集于革命的滚滚洪流，又共同响彻在武昌的天空。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澧州人。先是街坊学友杨载熊，再是澧州书屋和梅溪桥塾馆的学友黄贞元、夏国瑞、龚霞初、杨道馨。随后，蒋翊武到西路师范求学，结识了唐牺支、覃振、林伯渠。加入新知学社后，认识了刘复基。通过刘复基，又认识了华兴会的重要成员宋教仁。蒋翊武因病滞留上海时，受到了杨瑾和黄兆祥生活上的照顾。入中国公学读书后，认识了学校干事姚宏业。在酝酿浏醴萍起义期间，一次赴武汉联络时，结识了同盟会员胡瑛。到武汉后，得到《商务报》同仁何海鸣的指点，顺利投军。也是经过他们介绍，认识了老资格革命党人谭人凤。在革命斗争中，认识了程潜、黄兴等。湖湘儿女群像的塑造，对于小说内容表达、主要人物的塑造和叙述展开，有重要的作用。

这些因为共同的革命追求走出家乡，又因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湖湘儿女之间的相交、相识和相知，像一根根红线串联全篇，构成小说叙述和结构的一个个节点。如蒋翊武成为同盟会员，就是在刘复基和杨瑾的主盟下，宣誓加入的。蒋翊武生平参加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黄兴、宋教仁等人组织的华兴会起义。蒋翊武投军，杨载雄和黄贞元的影响不可否定。从澧州到武汉，蒋翊武能够认识诸多革命人士，结交诸多革命人物，不断扩大人脉资源，老乡同学朋友之间的人际交往、介绍牵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湖湘儿女英雄群像的塑造，构建了主人公成长的革命背景。群体之中人物性格多样，为主要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通过相同性格之间的衬托关系，相反性格之间的对比关系，不同性格之间的互补关系，仿佛经度和纬度的交叉、定点，蒋翊武的性格得到准确全面的展示和定位。孝顺父母，表现了他的亲情和人伦感情。尊敬老师，表现了他的虚心和进取。对比刘复基的豪爽仗义、任性冲动、勇敢直率，可以看出蒋翊武的忍辱负重、谨慎小心、行事周密。对比宋教仁对“国家大政，共和前途，约法精神”的精确理解和宏观视野，读者才会对蒋翊武的实干精神和组织能力有深刻的了解。此外，还有谭人凤的刚烈和直率，林伯渠的理智，姚宏业的坚毅等，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塑造蒋翊武的性格特征的参照。

革命当然不是湖南人的专利，更何况辛亥首义就发生在武汉。因此，小说还势必牵涉到一些非湖湘人士，尤其以湖北人为多。和塑造湖湘儿女时一贯的肯定态度有所不同，作家对这些非湖湘人士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情感比较复杂多样。对于热情宣传革命的詹大悲，积极参加革命的张振武、黄申芗、刘公、祝制六、王宪章等人，小说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对于革命中的两面派人物黎元洪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于革命党内部的孙武也以否定为主。

黎元洪本人并不是革命党人，他是在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迫于形势推出的象征性人物。因此，黎元洪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犹豫的，摇摆的，甚至是反复的。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他假装革命，当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他就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他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的纷争激发矛盾，借机屠杀革命人士、消弱革命力量，如镇压“群英会”，杀害祝制六等。他与孙武等组织“民社”，企图从政治上分裂革命。他钳制革命舆论，打压革命宣传。他与袁世凯合谋诱杀张振武。他响应袁世凯的命令通缉捉拿蒋翊武，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小说中刻画得较多的反面人物。

与黎元洪不同，孙武本是共进会人，属于革命党人，但他自私狭窄，缺乏革命胸怀。革命前，不求实干，喜欢自吹卖弄，动辄封官许愿，笼络人心，对革命贡献不大。革命后，一心只求个人升官发财，捞取好处，不惜破坏团结，出卖同志，甚至分裂革命。最后终于死心塌地倒向了黎元洪一边，沦为反革命的帮手和爪牙。

前面我们提到小说叙事方面的转变，同样，小说在人物刻画和塑造方面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政治叙事转变为欲望叙事后，原来的矛盾关系已经消失，后者势必要结构起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矛盾，作为故事叙述和情节发展的张力。因此，塑造性格复杂的形象尤其是能适应新的叙事内容的反对革命、破坏革命的人物恰好就成为了叙事转换后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为新的叙事话语提供情节动力，并为进一步刻画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提供新的参照。这样，后革命时代的人物关系就突破了传统的正反二元对立模式。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协调统一，文本风格前后一致。从小说内容来看，黎元洪和孙武的私心欲望和反动立场，是多次政治斗争和革命灾难的源泉。而在与黎元洪反革命立场的对比中，蒋翊武坚定的革命立场就表现得更加鲜明。孙武的窝里斗，恰好反衬出蒋翊武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维护团结的革命品性。

三

学界认为，湖南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绵延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源于湖湘文化的滋养和湖湘文化精神的熏陶。小说主人公蒋翊武，从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到性格特征，无不典型地彰显了湖湘文化的精髓。

有人说，湖湘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它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种带有原始野性的“蛮”，其内容之一就包括“筚路蓝缕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蒋翊武出生贫苦，身世低微，既无革命的背景，也无革命的资本。他只身一人来到人地两生的武汉，除了理想和热情，没有任何凭借，没有任何资源，他从最底层的新军士兵开始起步，从革命团体一名最普通的会员做起，最后成长为革命团体的首领，完成了一件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达到了一个凡人难以染指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他的顽强精神和开拓勇气。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蒋翊武他们扎扎实实的工作，不动声色地把朝廷的新军全部策反了。在革命后的复杂局面中，蒋翊武耻于窝里斗，多数时候都被边缘化，担任一些闲差，比如都督府顾问、北军招抚使等。但他每做一件事情，就踏踏实实做好，做出业绩来，做出声势来。担任招抚使期间，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凭借，但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居然招抚了一协人马。他不办事则可，一办事就格外认真，使人刮目相看。即使不担任任何职务了，他照样把事情做得风生水起。招抚使署撤销后，没有职务的他仍然位卑不敢忘忧国，他给总统拟条陈，建议改良盐政，他办报纸，为民请命，协助宋教仁办江汉大学，为伤兵争取抚恤，等等，每一样都关涉民生实务。即使是在短暂的拜访中，他也还不忘记为黄兆祥的中国公学争取到政府的支持。面对黎元洪剿杀革命势力的阴谋，他力主忍耐，实则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图后举，用心不可谓不深远而实际。

蒋翊武的身上还具有一种卓厉敢死、刚劲笃实的湖南人的特殊性格。蒋翊武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小市民式的革命，他渴望的是能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革命。当革命果实有可能被人窃取时，他最具警惕性；当革命遇到困难时，他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当有人背叛革命时，他挺身而出，振臂一呼，带领大家继续革命。蒋翊武倒下了，但千百万革命者站起来了。

近现代中国历史实践表明，正因为有像蒋翊武这样的湖湘志士的坚持精神、务实品质和敢死态度，中国的民族革命才能够贯彻始终，并最终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新篇章。这种从文化、精神方面挖掘价值资源的方法，打破了传统革命叙事的单一政治价值维度，在表现了创新特点的同时，也预示了后革命时代文学叙述革命的新路径和更多的发展可能。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作为一名湖湘士子，蒋翊武在继承湖湘文化精神气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其中的某些缺点，这种文化性格似乎已经被命中注定。小说以一半篇幅描写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纷争，而这恰恰是蒋翊武最不喜欢，也最不擅长的方面，这注定了蒋翊武的命运悲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湖湘文化性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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