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

【类型】报纸

【篇名】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

【简介】 1905年，孙中山（前排左五）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资料图片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它是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 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1567

【正文】

1905年，孙中山（前排左五）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资料图片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它是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

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需缴纳一元（日币）会费及年费，但有限的会费，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尚且成问题，若要策动一次武装起事或资助非同盟会员的反清行动，缺少足够的经费，无异于纸上谈兵。

因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历次起事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些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经费究竟可以从哪里来？

《民报》一度获捐经费

《民报》正式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其前身为华兴会田桐、程家柽、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此时易名为《民报》。

《民报》初期，或许先前《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故，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发行网，再加上当时来自各地同盟会会员和非同盟会会员的捐助，其经费未成问题。

1906年底，《民报》举办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读者达6000人之多。现场有人呼吁捐款，响应者既起，共181人，收得捐款780元。其后，又有来自加拿大、旧金山、南洋和其他华侨区的230笔个人或机构的捐款，共计670元，另有1.5英磅。此时《民报》已成为革命党组织象征性的中心，“同志经常在这里见面”。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出境。此事背后的原因，系丙午萍浏醴之役失败后，“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被清廷发觉，清吏如张之洞、端方和岑萱等，都认为此役系哥老会与同盟会共谋，因此下令缉拿同盟会的首要分子”。清廷的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筹措自足的经费——这话是章太炎后来说的。

《民报》与立宪派党人康梁论战、进行反满宣传，“革命的声势因之益振”，在清廷再三要求下，1908年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下达命令书，封存了《民报》第二十四号。章氏法庭抗争未果，反被判处罚金。至此，《民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一年后，汪兆铭又负责出过两期，只是此时同盟会内部已分裂，拟往他国再办的计划流产。

发行革命债券与募款

孙文一直相信发行“革命债券”可筹得一定款项，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横滨印制了2000张债券，面额为1000元，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实售250元，债券持有者可由在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获得担保，一俟革命成功，即分五期在每年底以五分之一的本金加利息摊还。

1907年初，革命党中止了在广东的一次起事计划。同年五月，黄冈之役失败，部分债券被用来支付“同盟会旗帜下动员的志士的费用”。年底，策动镇南关起义，孙文指示冯自由将所剩债券送交河内总部，未料被海防、海关查出并没收。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同意归还这批债券，孙文将债券带往新加坡，又被当地警察发觉，孙文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将其付之一炬。

筹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租船和接运、花红（即赏金）、来往川资及善后抚恤等，二十万的数字，“相信是比革命党实际筹用的总数为低”。1907年9月防城之役，革命党人已用尽“革命经费”，此后即依赖西贡与河内华侨的支援。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八次起事的经费，约在47.9万港币，捐助者主要为海外华侨，分布地区亦较广。台湾近代史专家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的捐款数目有过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89423元，列第一；加拿大华侨6.4万元，列第二；荷属南洋华侨62550元，列第三；英属南洋华侨57663元，列第四；檀香山华侨1.5万，列第五；旧金山1.1万元，列第六；缅甸华侨4800元，列第七；纽约华侨4000元，列第八；第九、第十分别为芝加哥和波士顿，3000元和2000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给捐助者开出的“特殊待遇”

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黄兴等人创办的“勤学舍”，其经费原本为在东京的各省支部所认捐，但大约半年之后，即至1909年春天，开始难以为继，“各支部认捐的月费也竟而不缴”。黄兴以高利贷借款方式，月息达百分之十，勉力维持到这一年冬天，“终因债台高筑而解散”。黄兴为躲避债务隐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两月之久，“直至湖南谭人凤代借官费三折抵借千金之后，黄兴才稍可偿还债务……”

在此前后，有一法国商人邀孙文赴巴黎与某资本家商谈一笔千万元的借款，这也是同盟会为筹措经费而意欲尝试的一种办法。等孙文从新加坡赶到法国，才发现这位法商不过是一“掮客”而已，“并非该资本家之本意”。孙文没有放弃努力，而是找到他的老朋友、前任法国驻越南总督韬美（Doumer）从中帮忙，担任他本人在巴黎与金融家之间的联系人。尽管这位老友出力甚多，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此时英国内阁易人，新上任的内阁大臣表示，“他反对资本家支助中国革命运动”。

从1910年3月24日孙文致马来亚同志邓泽如的信中可以知道，此间他一直在致力于获得外国的借款，一笔是来自英国的，一笔是来自美国的，“但是，最后这两者仍然落空”。

“华侨为革命之母”

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主要依赖于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这些募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组织和策动国内各地的武装起义上。在同盟会党人看来，武力才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惟一可行之途。但在清廷，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是非法的。

同盟会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曾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说：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1907年，孙文被日本政府逐出，偕胡汉民、汪兆铭等人在越南河内设机关部，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事，革命运动的中心亦随之移到南洋。

孙文自1900年6月第一次到南洋，至1911年12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十一年间，先后九次奔走南洋，“成立同盟会分会及书报会，扩展革命组织，发行报刊，灌输革命思想，及筹募经费，供应起义军饷”，他提出过一个口号：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从整体上来讲，并不是十分成功，好几次起义招致失败，究其内因，都可归咎到经费不足或后援资金的缺乏。

虽然零星捐助“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但这种“集腋成裘”的方式，仍存在许多天然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不能适应时效，且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

以当时的情形，中下层、经济情况较差的华侨，赞助“革命”往往最热心；反之，富商及经济情况较好者，对“革命”大都冷淡。

不过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党人在海外的对立，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客观障碍。前者要革命，抱定以武力来推翻“现今恶劣之政府”，宁可不惜一切代价；后者要改良，反对暴力，谋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君主立宪”，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包括方式），影响不同层次的人群，华侨富人更多是支持康、梁等立宪派党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假如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都可以重新返回政府，掌握政权”。

海外的中下层华侨，虽然人数居多，但捐出的皆为血汗钱，而革命党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果从1895年兴中会时期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到1911年同盟会时期黄花岗之役，前后十次，历时16年之久，中下层华侨再捐下去，已不堪重负。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一般认为出自孙文之口。在国民党党史中，历来是把海外华侨与革命建国联系在一起的，从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的历史看，海外华侨对于革命党人的支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抑或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人皆以为不世之功”，若缺少他们的热诚，以及一点一滴的捐输，“清室无由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孙文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14个省独立响应。次年民国成立，清室的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268年的统治。

摘编自广州《同舟共进》

范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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