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昌洪：武昌起义离不开孙中山和同盟会

【类型】报纸

【篇名】严昌洪：武昌起义离不开孙中山和同盟会

【简介】 (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 武昌起义时的汉口革命军士兵。资料图片 严昌洪 194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书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1347

【正文】

(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

武昌起义时的汉口革命军士兵。资料图片

严昌洪

194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成果主要有《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地区辛亥革命档案资料联合目录》、《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论文目录汇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辛亥革命辞典》等。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组织上是同盟会撒下的种子

同盟会成立时，很多省份的人都在东京，他们都回到自己省里来，作为一个火种一样建立了本地的革命组织，所以孙中山的思想能够贯彻到全国各个地方。起义成功了以后，大家都拥戴孙中山做总统，这也等于是同盟会撒下的种子。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说起辛亥革命，我们都知道，1911年，湖北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了武昌起义。这两个革命组织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什么关系？

严昌洪：文学社和共进会看起来不是同盟会的下属组织，但实际上跟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组织上来看，同盟会跟文学社、共进会关系都很密切。文学社是从早年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群治学社、振武学社这样演变过来的。民国时期，日知会的老会员曾经立过一个日知会纪念碑，在碑文里也曾提到日知会是湖北革命的一个源头。而日知会跟同盟会的关系又非常深，日知会员里面的一部分人同时也是同盟会员，具有双重身份。与此同时，同盟会东京总部是把日知会作为它的下属组织来看待的。他们曾经派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到湖北来发展组织(余诚之前有几任湖北分会的会长都没回过湖北)。余诚回到湖北后，主要是依托日知会来发展组织的。所以日知会员在他那个时期基本上是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可以说当时的同盟会湖北分会跟日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两块牌。

再一个表现，孙中山曾派过一个法国武官欧几罗到湖北考察革命运动。当时他来考察的就是日知会，而日知会也开了很盛大的欢迎会来欢迎他。这也佐证了当时日知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非常深，而日知会后来又发展演变成为了文学社。

南都：孙中山派法国武官到湖北考察？

严昌洪：是这样的：有一次孙中山乘船前往越南筹募革命经费，过吴淞口时，法国情报官布加卑奉法国陆军部长之命登轮求见。布加卑透露了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的意愿，表示先可派数名军官协同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不久孙中山即派遣同盟会员陪同法国军官分赴各省考察，其中就派了欧几罗来到湖北。这个人来了以后，就跟日知会接上头。当时日知会在一个学校的操场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欧几罗也在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情况被湖北当局关注到了，便把欧几罗的活动告诉了清廷，清廷就向法国大使交涉。经过此事，日知会也受到清政府的关注，后来为了响应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同盟会曾派过几个人到武汉，就完全被清政府盯住了。加上有人告密，湖北当局一下抓了九个革命党人。但日知会跟教会有关系，当时教会的负责人、传教士等都支持革命，认为他们是文明革命。所以那九个人被抓了以后，教会出面了，最后一个也没有杀。这件事，史称“丙午党狱”。

南都：那共进会呢？

严昌洪：共进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在东京的一部分激进的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组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的活动过于徐缓，等不得了，要马上采取实际行动，所以在同盟会以外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共进会”这个名称，就是要跟同盟会党共同进步、进行。也有人说它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我觉得不能叫分裂。它等于是在同盟会外面成立了一个组织，但它还是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它只是把纲领里面的“平均地权”改为了“平均人权”。

南都：“平均人权”？为什么要这么改？

严昌洪：过去一些学者受阶级分析的影响，觉得每个人做的事情都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有关，认为共进会之所以把“平均地权”改为了“平均人权”是因为它的一些领导人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就害怕平均地权分了他们家的土地。我现在觉得那个观点有点牵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地主家出身；第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不是到农村去分地主的土地，他无非是想到城市的土地将来增价归公的问题；第三，当时也不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他们怎么会害怕平均地权呢？共进会员后来写的回忆录说，之所以要改为“平均人权”，是因为“平均地权”太深奥了，会党群众不太懂。而“平均人权”比较通俗易懂，会党群众容易理解一些，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号和纲领。

南都：“人权”比“地权”还要更容易理解一些吗？

严昌洪：人嘛，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这样说当然好理解一些。共进会从东京回来后，在武汉地区成立组织。共进会和同盟会关系也很深，很多人也是双重身份。1911年谭人凤拿了同盟会一千块钱到湖北资助革命的时候，就曾拿过几百块钱给共进会。所以从组织上来说，共进会和同盟会还是有联系的；从思想上来说，共进会虽然把孙中山同盟会的纲领改了一个字，但是他毕竟还是接受了前面的三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文学社的口号则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

南都：他们直接把孙中山的名字都写上去了？

严昌洪：这就说明他们对孙文是非常拥护的。文学社也好，共进会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奉孙中山的命令起义的。

南都：有没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材料来做佐证？(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

严昌洪：有。一个是湖北著名的革命党人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这本书里面谈到中国革命的源泉时，大量介绍了孙中山的思想、革命活动，最后他总结道：“此即吾国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义之泉源也，呜呼盛矣。”也就是说，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不仅是我们全国革命的源头，也是我们湖北革命的源头。这是事后的。在临起义的时候，起义军也大多认为自己是受孙中山领导的。根据打响第一枪的熊炳坤后来回忆，起义前夕，当天晚上军队里面比较骚动，有个队官就问他，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呢？他说有可能吧，听说三十一标要发难。他又问是不是孙党呢？熊炳坤说当然是孙党了，全国的会党都是孙党，发动的肯定是孙党。与此同时，当天晚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要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孙党要造反。

行动上遵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

湖北军政府在革命程序上也完全按照孙中山设定的三个程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所以武昌起义以后，马上建立一个军政府，又通过宋教仁、汤化龙起草了一个《鄂州约法》。

南都：那么起义的过程中，有没有能体现出孙中山领导的事例呢？

严昌洪：我举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是在阳夏保卫战时，有一个下级军官叫甘绩熙的，他有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有一颗很亮的星，就问战友：“这是不是孙文的将星？”战友说可能是，不是孙文的将星，怎么会那么亮呢？这说明战士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孙中山，是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们战斗。也就是在思想上都自觉承认自己是孙中山的兵。另外，当时清朝派端方带湖北的军队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那边的军队走到资州的时候，就把端方杀了。他们誓师的时候，陈镇藩就宣布：“恪遵孙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满目的。”这就很明确地表示，他是遵照孙中山的宗旨来进行这个起义的。孙中山在自传中亦称：“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

南都：起义后的措施呢？

严昌洪：有。湖北军政府使用的国号(中华民国)、年号(黄帝纪年)，都是按照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当年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的设计来实行的。包括很多军政府使用的文告都是现抄的同盟会之前制订的文件内容，有的只是稍微改变点文字。比如说同盟会曾起草的对外宣言，承诺将遵守清政府跟他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等等。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直接把这个对外宣言改成给汉口领事的照会。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对，发现七条内容，从文字到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很多措施都是按照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制度安排来做的。起义的时候，来不及搞民生主义。后来安定一点以后，他们就发表了一个文告，明确要实行民生主义，内务部关于保存实业的一个告示，就说“谋将来实业之发达，而筹民生主义之进行”。湖北军政府在革命程序上也完全按照孙中山设定的三个程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所以武昌起义以后，马上建立一个军政府，那就是属于军法之治，他们又通过宋教仁、汤化龙起草了一个《鄂州约法》，这就为推行约法之治做一个准备。在这个约法里明确说到将来中华民国正式宪法颁行后，此约法就作废，按宪法来执行，这相当于为宪法之治做了铺垫。

另外从人事上面也是有关的，同盟会的很多领袖、骨干，都来武昌参加起义工作，比如说谭人凤代表同盟会中部总会来促进文学社和共进社两派的联合，后来两派都把自己名称取消，统一成立了一个联合起义指挥部，没有再打自己的旗号，包括军事指挥部和政治筹备处。在起义前，武汉就曾派人到上海去请过黄兴、宋教仁。

南都：武昌起义前就派人了？(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

严昌洪：对，就已经派人告诉他们武汉要行动了。武昌起义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早就策划好、有预谋的。

南都：可学界都说武昌起义是突然爆发的。

严昌洪：突然是指10月10号这个时间发难。湖北革命党人从1903年花园山聚会到1904年成立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再到日知会，一直到文学社、共进会，各种组织破坏以后，它又建立一个新组织，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军队和会党里面的运动。甚至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抬营主义”，就是要把清朝的军队成建制拉到革命这边来。而且两个组织都在新军的标、营、队里任命了党代表，有行动就通过党代表传达到每个革命党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所以在新军里面很多的革命党人都是准备要起义的，不想起义的话，为什么要做那些工作呢？特别是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同盟会已经写信过来，请他们配合，他们也准备响应的。结果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他们就准备自己干。刚好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朝就派端方率湖北军队到四川镇压。有人说，因为镇压保路运动把军队调走了，武昌城空虚了，所以就起义成功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起义是在军队调了一部分，还没有调太多的时候发动的。因为军队里面有很多革命党。如果军队再调多了，革命党人也就相应少了。而湖南和湖北之间早就约定要一同起事，以前黄兴搞华兴会起义的时候，就有这个约定，一省发难，另一省要响应的。原本，湖北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发难，取“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意思。但湖南焦达峰写信说湖南那边准备不及，要推迟十天。在推迟的过程中，湖北革命党人加紧准备。孙武他们就在汉口俄租界的机关里配制炸药，结果在十月九日那天不慎发生爆炸。清政府拿到他们的名册，就按照名册抓人，捕杀了彭刘杨等人。第二天大家就感觉到如果我们再不起义，那就是等死了，不如搏一搏，于是就起事了。要说偶然就是这样的，十月十号晚上那个时间发动，这是有点提前的。

精神领袖非孙中山莫属

在孙中山没有回来的时候，西方国家已认为这个大总统是孙中山莫属。在阳夏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中华民国公报》就搞了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布告登在报上，表示孙中山在领导我们。

南都：对于武昌在1911年即将起义的情况，孙中山当时知情吗？

严昌洪：孙中山说过一句话，“武昌之成，成于意外”。有人就说，你看连孙中山都感到这是意外的，他是不主张武昌起义的。这么说，完全是断章取义。孙中山说“武昌之成，成于意外”后面是有话的，他后面说，当时的革命党人为了不被清政府抓去杀头，就决定一搏，不计成败了，他们也不知道后来会成功的。孤注一掷的结果是意外的碰到了胆小鬼——— 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如果不逃，第八镇统制张彪就不会走，张彪不走城中就不会乱，起义军就不一定能够成功。瑞澂逃了，张彪跑了，那么清朝的军队就群龙无首了，所以就被打下来了。至于孙中山事先知不知道要起义呢？应该是知道的。第一，他知道武汉革命形势成熟了，他曾说过，革命党人见广州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他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趋成熟。第二，黄兴给他发过电报，因为湖北革命党派人到上海找不到黄，就直接找到香港。黄兴在香港知道了这边要发难，他就给孙中山打电报，说有人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孙中山当时正在旅行途中，密电码在行李中未拿出来，不方便翻译，便一直都没有翻译。到了下塌之处，他把电报拿出来一看，才知道武昌新军要动了，要他汇款；而他又没有筹到款，他就准备回电报，要武汉暂时勿动，等筹到钱再说。那天跑了一天的路，晚上晕晕乎乎的，准备等睡一觉之后第二天早上再回电报。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武昌被革命党占领了。电报就没有发。

所以我觉得，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思想的领导下发动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十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的一次伟大的成功。从具体组织来说，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来领导的，而前面已说，这两个组织和同盟会关系很深。应该可以说是同盟会发动的。如果从领导者个人来看，不是孙中山领导是谁呢？是打响第一枪的熊炳坤吗？是晚上指挥了攻打总督署的吴兆麟吗？还是后来的都督黎元洪？你说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来领导的都没有人服的，只有说孙中山领导的，大家都才服。

南都：对于孙中山这个领导地位，武昌起义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态度？

严昌洪：刚才说了他们起义的时候曾邀请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主持大计。当时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根本就不分畛域，不是说我发动了革命，非要你来领导。所以说黄兴、宋教仁他们都来参与了。开始准备让黄兴来当两湖大都督，地位要高于黎元洪的，后来湖北部分党人有点私心，觉得我们打下来的江山，不要别人来凌驾在我们头上，这样就让黎元洪拜黄兴为总司令。这样的话还是黎元洪凌驾于黄兴之上。由于这么一个结构，大权掌握在黎元洪手上，然后让黄兴去打仗，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协调，所以打仗失败也是必然的。黎元洪自己也清楚，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全国各省的响应，清朝不可能集中军力来镇压湖北，到处起火，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才成功的。那么各省为什么会很快就起来响应，应该是孙中山多年来奔走呼号，组织发动的结果。

南都：有一种说法说，之所以让孙中山当上总统，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敢出头？

严昌洪：在孙中山没有回来的时候，西方国家已认为这个大总统是孙中山莫属。武昌起义以后，湖北军政府曾印过一张叫做《中华民国公报》的报纸。在阳夏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担心革命能不能真正坚持下去，当时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中华民国公报》就搞了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布告登在报上，表示孙中山在领导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们前线有黄兴，上面有孙中山呢。为什么不拿别的人的名义来安定民心，来鼓舞士气，而要用孙中山，而且用大总统，说明他是得人心的。

当然也有这么一个情况。组建政府的时候形成了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都想自己的人来当，但是最后都没能妥协。孙中山回来之后，这个僵局就打破了，不需要再争来争去了，就让众望所归的领袖孙中山来当大总统。

南都：那孙中山对湖北革命党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严昌洪：这个没有更多材料直接反应他的态度，但他肯定对湖北的形势是关注的，不然也不会派法国武官到湖北考察。另外我觉得孙中山有一种思维定势，他从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到后来1900年的惠州起义，到后来的护法运动、护国运动都是跑到广东来。他可能认为从广东好搞一点，搞起来以后，就一边从湖南这边打到湖北，一边从江西北上，先把南方占领，再分兵北上，直捣黄龙。所以宋教仁他们是不太满意的，不要认为只有广东才能够革命，还要看到我们中部的革命力量，所以他们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想在中部来起义。但同盟会中部总会也不是搞分裂，因为按照同盟会章程理论方面，他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些分支机构的。

南都：同盟会中部总会具体是什么情况？

严昌洪：同盟会中部总会是由谭人凤、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人在1910年成立的。这些出生在中部地区的同盟会员看到长江中下游省份，尤其是湖北、湖南的革命准备工作比较成熟，于是就想在中部发动起义。为了直接领导这些地方的革命，他们便专门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的成立，对促进武昌起义有很大的作用。刚刚我说到武昌起义跟同盟会的关系，非常紧密。之前说到谭人凤曾经到武汉劝和过文学社和共进社，后来他们要发动起义，也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去，一个是想请他们过来领导，二是让他们帮着买枪。

南都：同盟会中部总会跟孙中山之间是什么关系？

严昌洪：他们通报过孙中山，但没有直接的关系。前面也说到，同盟会本身是很松散的，并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很多时候是像一个精神领袖一样存在。

各方力量都需要孙中山这面旗帜

孙中山是没有参与打天下，他回来以后，各个省就有点担心他回来抢功。但他毕竟威望很高，到上海时，刚好两边争执不下，孙中山正好成了一个第三者，被选为了总统。

南都：既然起义前革命党都安排好了，为什么最后选择黎元洪作为都督？

严昌洪：当时有这么几个原因。黎元洪既没有像张彪那样跑，也没有带着部队跟革命党对抗，他只是躲起来了。如果他不躲的话，在战场把他俘虏过来了，就不会让他当都督的。他是采取了一个不跟革命党为敌的这么一个态度。加上立宪派当时也在军政府商量由谁来当都督，结果有人说，黎协统好像还在城内，那我们找他来吧。他在部队里面有点威信，另外革命派在起义之前就商量过，将来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个选择就是黎元洪。

南都：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迅速和同盟会中部总会重新联系了。那像宋教仁、黄兴他们当时是什么态度呢？

严昌洪：黄兴当时因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打伤了指头，到香港去疗伤，所以他过来就比较迟缓。宋教仁也很怪，湖北革命党人来请他，但是他多次推托，推迟了很久才过来的。一直到黄兴从香港到了上海，然后才一起从上海过来武汉，这时候已经是10月28日了。前面讲过，黄兴到了武汉之后，由于他的威望非常高，当时有一部分人想拥戴黄兴做两湖大都督。但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安排黎元洪“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让黄兴专门去打仗了，根本没有参与军政府的事情。宋教仁则住在汤化龙家里，和汤化龙一同起草了《鄂州约法》，除此之外，也没有做其他事情。

南都：湖北革命党人把他们请过来，为什么又不给实权呢？

严昌洪：革命党人是想让他们来领导，结果现实是立宪派在军政府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部分革命党人有湖北情结，排斥这些外来的人。当时排斥他们的主要是孙武，虽然他是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但他起义时没有被抓，而是试验炸药的时候被烧伤了，住进了日本医院。等他来的时候，就在湖北军政府当上了军务部长。但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不很团结，当时有“首义三武”，即蒋翊武、张振武、孙武。孙武思想比较复杂，他与黎元洪走得比较近。

武昌起义之后，先由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起草了一个军政府组织条例。按照这个条例选了几个领导，包括各个部的部长。但这些人不是立宪派，就是旧军人，革命党人力量很小。孙武知道这个情况后很不满意，于是重新搞了一个修订条例，这样把汤化龙设计的组织框架一改。原来搞的是四个部七个局，政事部下面七个局，孙武说我们现在代行中央政府职权，搞局太小了，都改为部吧。结果就搞了九个部，在安插人的时候，革命党人又占了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湖北部分党人的私心非常重，想方设法想多弄点权，捞点好处。后来宋教仁、黄兴来了之后，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就不断地排挤他们。

南都：那宋教仁和黄兴有没有看出军政府并不希望他们掌权？

严昌洪：他们看出来了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参加武昌起义，没有底气来这里要什么权。你们要我指挥打仗，我就去打仗；你让我起草《鄂州约法》，我就起草《鄂州约法》。后来打仗打败了，黄兴就主张放弃武昌，到江南那边去发展，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黄兴一个人到上海去了。

南都：这么看来，如果孙中山当时真的过来，怕也不会给他什么实权。

严昌洪：就是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何尝又不是被人家作为一个旗子在那里用呢？不要说立宪派的压力，即使是革命党本身就派系复杂，章太炎也在唱反调，宣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不要革命党了，那党的领袖要他干啥？像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失败被关押后，就被清廷软化了，到临时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就一直做孙中山的工作，要他让位给袁世凯，都是他们在这里面，孙中山要是不让，就给他施加压力，说他有权力思想。

南都：你觉得该怎么来评价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严昌洪：孙中山在国内没有实力，也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期间实际的斗争。而各地起义之后，都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主的政权，这个事情都可以理解，打天下，坐天下嘛。而孙中山是没有参与打天下，他回来以后，各个省就有点担心他回来抢功。但他毕竟威望很高，到上海时，刚好两边争执不下，孙中山正好成了一个第三者，被选为了总统。当时也有一种观点，已经想到要用袁世凯。当时已经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了，只要你袁世凯让清朝退位，就让你当大总统。所以后来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袁世凯就非常生气，说好了是我，怎么成了你？所以孙中山逼得也没有办法，最后也只好表了一个态。

南都：他回来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严昌洪：孙中山在革命派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折中人物，而在南北之间又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已经是这样安排了，因为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正好这边又成立一个中央政府，你来当了再说，下一步谈判怎么样？如果谈得好，就让袁世凯来当，你就下了。

总的来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还是起到了一个思想领导的作用，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这种思想领导，主要还是集中在推翻满清这一条上，对于将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时在很多人思想上还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清楚。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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