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 1905年，在孙中山指导下，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它基本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类型】报纸

【篇名】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 1905年，在孙中山指导下，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它基本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简介】 《重庆辛亥革命史》 连载⑦ 杨沧白故居大门。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爱国到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思想日益传播，进步留学生纷纷回国，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从1903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革命小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的华兴会，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647

【正文】

《重庆辛亥革命史》

连载⑦

杨沧白故居大门。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爱国到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思想日益传播，进步留学生纷纷回国，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从1903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革命小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还有湖南的同仇会、黄汉会，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湖北武库、群学社，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江西的自强会、易知社，江苏的强国会，安徽的爱国会。岳王会，四川重庆的公强会，成都的公德社，云南的誓死会，贵州的科学会。华侨中的革命团体也有了重要发展。

改组公强会，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

革命小团体的普遍建立，明显地表现出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他们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先生开始进行建党活动。

1904年前后，四川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已达四百余人，其中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当时童宪章也在东京，他作为重庆公强会的代表，主动与该组织联络，“取通声气”。这批四川留日学生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活动。1905年7月30日，孙先生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就有四川留学生参加。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不少川籍革命志士参加了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工作。四川的董修武、熊克武、但懋辛、吴永珊(玉章)、黄复生等人担任同盟会总评议部评议员，重庆的李肇甫任执行部书记。

在建党活动中，孙中山先生就十分关注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特殊地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对四川、重庆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住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同盟会章程规定，在同盟会东京总部下分设九个支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四个。定重庆为国内西方支部所在地，负责领导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省区的党务。支部下再设各省区分会。孙中山先生还勉励四川的同盟会员：“革命是一定成功的，我辈应该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勇气；还必须有舍身取义，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如此那就不能革命了”。

当同盟会成立大会之前，1905年7月14日，在东京的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人，就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根据记载，童宪章、陈崇功是四川最早的同盟会员。同年，他们“奉中山先生命”，携带同盟会的规章、公约、誓词和计划方略等回到重庆，“征集革命党员”，成立同盟会组织。经过两三年的活动，重庆公强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公强会立即“推杨庶堪（杨沧白）与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

以公强会为中心的革命派人士的宣传影响，为同盟会在重庆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伊始，除原公强会员加入外，还有一些受过封建主义教育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入盟。重庆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同盟会重庆支部，成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成立时就决定各省成立同盟会分会，下面再设各州县基层组织。当时确定的四川分会会长是黄树中(继是丁厚扶、张治祥)，主盟人(职责是监督会员入会，宣读誓约、履行仪式)是淡春旸、张治、黄复生、董修武四人。但是，直到1905年冬，四川分会长黄树中仍在日本学习炸弹制造技术，没能及时回川，因此，重庆公强会的童宪章、陈崇功就在1905年先期回渝，率先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直到第二年，林冰骨等人从日本回来，才在成都建立了同盟会四川分会，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后来，泸州、富顺等地也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全省绝大部分州县都有同盟会员活动。

在这些组织中，以同盟会重庆支部和在成都的四川分会影响最大，前者领导川东地区，后者领导川西地区。到1907年同盟会四川分会组织的成都起义泄密失败以后，同盟会在成都难以活动，形同瓦解，重庆同盟会支部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和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新式学堂是清政府为培养“新政”人才而兴办的。当时，重庆同盟会员多在学堂任教。同盟会支部成立以后，首先从学堂入手，以教职员和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逐渐控制了重庆教育界，使之成为领导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志士。

1906年，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白话文杂志《鹃声》，重庆的李肇甫等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鹃声》用通俗的白话文揭露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宣传爱国必须革命，革命才能爱国的思想。由于《鹃声》反清爱国旗帜鲜明，遭到清政府严禁而被迫停刊。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革命学生决定公推吴玉章主持，以《鹃声》为基础，创办《四川》杂志，坚持革命宣传。

当时，同盟会重庆支部掌握着《广益丛报》，作为革命宣传的阵地。但因重庆是通商大埠，清政府控制相当严密，无法进行公开的反清宣传。《广益丛报》只能在争取公开合法出刊的情况下，尽力做些抨击清王朝，树新风，作民气的宣传工作。因此，地下发行的《四川》杂志的作用就相当突出。

《四川》杂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为己任，以四川的历史与现实为依据，激励四川人民的革命精神。《四川》号召全川人民“合七千万人之心而为一心，合七千万之个人体而为一大团体”，“群起以攻伐政府，内政既清，则外患自弭”。《四川》杂志鲜明的反帝反清思想，通俗流畅的文字，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1907年，川南叙永开办永宁中学。校方聘请杨庶堪、向楚前往任教。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负责人，在永宁中学，杨庶堪教历史、英文，向楚教中国文学。他们暗中向进步学生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以及同盟会出刊的《民报》、《天讨》等革命书刊杂志。还提倡读《水浒》、《心史》以及顾炎武、王船山、黄黎洲的著作，进行反清宣传。这些学生刚从书院出来，有一定的文史根底，经杨庶堪、向楚在民族大义方面的传播启导，思想进步很快，其中的优秀分子，“均由先生(杨庶堪)及之洪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在辛亥革命中有所建白”，除在校内活动外，杨庶堪还广为结交朋友，进行革命活动。由此，叙永成为川南地区的革命基地，而“永宁中学堂也就成为当地的革命司令部了”。

清政府在菜园坝开工业展览会，重庆支部决策明智，未盲目发动起义

武装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从组织兴中会起就一直致力的头等重要任务，同盟会成立以后，专门制定了《革命方略》，提出“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明确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同盟会总部关于武装起义给四川同盟会的任务是：“先把散处在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并派熊克武、黄树中等人学习炸弹制造技术，以备日后起义之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四川同盟会决定于11月14日西太后那拉氏生日之日在泸州、江安、成都、叙府同时发动武装起义，以定川西。但是，这次大起义或因过早暴露目标，或因起义机密泄露，或因准备不甚周全，都失败了。这次起义，是四川同盟会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它的失败，使同盟会在川西南的力量遭到严重挫折。

1908年，清政府决定在重庆菜园坝开工商赛会，这是川东地区第一次举办的工业展览会，各县均有人携带展品前来参加，游览者也不少，盛况空前。当时，从各地来了不少同盟会员，其中有的主张“乘机大举’，发动起义。重庆支部的杨庶堪等人则认为，“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各地清吏防范革命极严，党人进行革命举事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则重庆为工商业重镇，当交通要道，万一失败，机关将不易保存，会失去革命进展的据点，贻害甚大”，因而力主慎重。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暂不发动起义，“仍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展组织为主，在积蓄力量的基础上，待时局变化，再发动举事” 。

同盟会重庆支部在当时没有盲目发动起义，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自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成都的同盟会组织瓦解，重庆就成了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而重庆地处交通要道，西南工商重镇，清政府对革命防范极严，驻有重兵，帝国主义也有兵舰驻扎重庆，随时可以镇压革命的暴动。更主要的是当时根本没有具备发动一次成功起义的条件，准备很不充分。因此，这时如贸然在重庆发动起义，必将遭致失败，四川同盟会领导机关也将遭到严重的破坏，“会失去革命进展的据点”。反之，暂不起义，加紧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等待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给清政府以致命的一击，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正由于重庆同盟会支部这一正确决策，加上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组成了一个反清联合阵线，彻底孤立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一举推翻了清朝在重庆的统治，川东南五十七州县闻风而景从。

同盟会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基本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尽管同盟会在重庆没有举行武装起义，但清政府密切注意任何与重庆地区有关的革命苗头。1906年11月5日，重庆府密饬各属“一体严防”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要求“随时查缉，以免勾结而靖地方”。据《广益丛报》1908年报道：“鄂督陈少帅(指陈夔龙———作者注)近接江督端午帅(指端方———作者注)电，咨据侦探密报，革党孙汶(文)确欲在南京、安庆、汉口、重庆运动起事，现派浙江人余恨海，年三十余岁，及冯茂隆等(任)驻扬子江正副都督，所有军械由台湾输入重庆、宜昌一带起事等因。少帅当以沿江一带近来时有革党潜谋不轨消息，此次宁省来电，未必无因。昨特据情通札水陆各防营、各关道、各巡警道，陆军镇、协、统制，加以防范以遏乱萌。” 

1909年—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人又陆续聚集重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教育机关，使之成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基地。首先，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重庆的教育机构。由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朱蕴章任巴县中学堂监督，杨霖任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朱之洪任巴县女子学堂监督及重庆教育会会长，谢持任女校教习，周国琛任体育学堂校长。商业中学堂监督舒兴渭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与杨庶堪等“极相友善，声气可通，全无隔阂”。由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均在府中学任教，该校革命基础较好，因而支部机关也就设在府中学堂。此外，重庆支部的董鸿词、吴骏英、张象乾等担任了巡警教练所教职员；董宪章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教习，负责联络成都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梅际郇任夔府中学堂监督，负责联系下川东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各校均有一批教职员和学生陆续成为了同盟会会员。

在此期间，同盟会员张树三在鼓楼街开设有“天泰店”，同盟会重庆支部即指定为招待所，并在店内设书报社，置各种为清朝禁毁的图书和海外报刊，以扩大联系各方面人士，并加强革命宣传。同盟会员石青阳，子1908年在重庆南岸界石乡开办了四川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蜀眉丝厂；1905年同盟会员陈崇功也办有富川制纸公司。这些，不仅对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甩，而且掩护了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活动，为辛亥时期川东地区的保路运动、武装起义和独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文/周勇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公强会活动旧址五福宫（曾位于渝中区金汤街附近）。

杨沧白故居厢房。

张培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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