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他冲在最前面

【类型】报纸

【篇名】二七大罢工，他冲在最前面

【简介】 父亲的毕业证书 父亲的照片：左边两张是新中国成立前照的，右边一张是上世纪50年代照的 发黄的老照片，让宋耀德很想念父亲，他一直为父亲感到骄傲 ■商报记者 丁亚菲 宋晓珊/文 杨东华/图 人老了，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开始怀旧，我常常忍不住去翻动一些旧物品，查看一下老照片，于我而言它们才是诱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086

【正文】

父亲的毕业证书

父亲的照片：左边两张是新中国成立前照的，右边一张是上世纪50年代照的

发黄的老照片，让宋耀德很想念父亲，他一直为父亲感到骄傲

■商报记者 丁亚菲 宋晓珊/文

杨东华/图

人老了，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开始怀旧，我常常忍不住去翻动一些旧物品，查看一下老照片，于我而言它们才是诱人且值得回味的。

近日，我意外翻到一张发黄的毕业证书，上面标注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那是父亲在郑州市职工学校学习时颁发的毕业证书。我想起父亲的经历，脑子里波涛汹涌：他曾经参加了二七大罢工，是冲在最前面的敢死队员。

李大钊教父亲

“要劳动、要自由、要平等”

1921年，17岁的父亲离开了焦作武陟县，即便那里有爷爷曾经的中医药馆，即便工人的地位待遇远不如现在，但这一切都没留住他前往郑州当工人的脚步。

上世纪20年代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掌控了京汉铁路，在这里有三个规模庞大的铁路总段，即长辛店（现属北京丰台区）、郑州和武汉江岸。父亲到郑州就是要当铁路工人。那时还是蒸汽火车，一列列的火车下端都是漆黑的烟痕。火车站新进的工人都要从擦火车做起，然后是司炉工，几年过后也许能熬成火车司机，但也有的工人熬白了头依然只是个擦洗工。

无论严冬酷暑，父亲几乎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可挣到的工资却顾不住最基本的生活。

1922年8月，北京附近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发起罢工，当时的京汉铁路管理局担心影响铁路收益，答应工人每天工资涨一角钱，每月工资平均涨三元钱，但除了长辛店以外，其他地区的铁路工人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这些消息通过口耳相传，父亲也知道了，他开始上夜校，那里消息更灵通。

夜校所有的老师中，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钊，是他教会了父亲和工友“要劳动，要自由，要平等”。这些新鲜的思想一旦播种下去，会很快生根发芽，像火种一样点燃更多的人。

二七大罢工 父亲是“敢死队”成员

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起，酝酿许久的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父亲亦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

同年2月7日，吴佩孚动用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父亲因为年轻力壮而成为“敢死队”的一员，冲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手拿着棍棒，无畏地冲向手拿枪支的军队。

根据后来的统计，在这场斗争中共有40多人被杀，300多人负伤，父亲也受了轻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知道父亲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父亲也从不提起这件事。只记得被家人叮嘱如果有人问家里有铁路工人没，一定要回答没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防止军阀迫害。

当时，不但大街小巷没有门牌号，所有的人也没有户口簿，更没有身份证，所以吴佩孚想要找到参与罢工的工人，也只能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铁路工人，一旦打听到都会立刻实施抓捕。如果抓不到人，他们就会在这家的墙上用白灰画上记号，随后再来抓捕。

父亲的沉默让他幸运地逃过这一劫，但据说当时还是有一批参与二七大罢工的铁路工人被逮捕。

1945年，日军投降后，此前身为司炉工的父亲，当上了火车司机，整日奔波在京汉铁路上，并在郑州解放前期运送解放大军南下。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二七大罢工这个沉默了25年的话题，成为一面光荣的旗帜，互相熟悉的老工人们通过相互证明确定了参加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名单。父亲，亦被写在了这光荣的一页上。至此，父亲才向我讲起和二七大罢工有关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 父亲成了首批转盘司机

1949年，父亲因为表现优异被单位送往郑州市职工学校进修。当时学校的校长是武汉市市长吴德峰，父亲特意在他唯一的毕业证书上，做了标注。

毕业后，由于工作原因，父亲每天奔波在京汉铁路线上，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而祖母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父亲有些为难。也因为祖母，父亲后来有幸成为中国首批转盘司机。

那时的郑州是铁路枢纽，来往火车经常因为换火车头而耽搁时间，于是出现了当时看来特别先进的发明——“火车转盘”。

所谓火车转盘，即在铁轨十字处建造一个圆形转盘，转盘上也有铁轨，只要将火车头开到转盘上就可以360°灵活旋转，将火车头送到需要的位置上，并将圆盘上的铁轨与正常轨道接轨，这样统一调配不但简单易操作且可以节约大量时间。

组织上考虑到父亲的家庭情况，将他调任为“转盘司机”——中国第一批转盘司机。工作依然繁忙，却因分早中晚三班，让父亲每天有了足够的时间陪家人。

如今，转盘司机早已随着时间而消逝。但在我的记忆中，转盘这种设置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极其先进的。我给父亲送饭时，时常能看到外地的工作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转盘参观。

1958年，父亲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铁路，回到了老家武陟县务农，直到上世??70年代才得以平反。

工人 是我心中最高的荣耀

父亲离开了郑州，正上中学的妹妹也和父亲一起回到了老家武陟县。当时我在开封上大学，没有被迫回乡。但最终我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大一尚未读完，我就被学校清退回到了郑州。

我虽然学的是数学专业，但并不想当老师。在我心中，父亲这样的工人依然是最光荣的，而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工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没能成为一名工人。退学后不久，我就被郑州市教育局分配到了河南省交通运输公司，和一个北大、一个北师大毕业的人一起搞职工教育。那个年代吸收了一大批工人，很多人都不懂文化，当时大一些的厂房里，都有自己的职工教育班。教工人学文化，这份跟工人有关的工作，在我看来仍是不错的。

1962年，做职工教育的我，又被调到了公司旗下的子弟学校教书。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又一次调换工作，这次到了一个距离工人最近的地方——工会。组织工人生产，评先进，搞文体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想起父亲。

1994年，我以干部的身份从客运公司退休。这时的客运公司已有上百辆客车，早已不比当年敦睦路上仅有十余辆客车的唯一小车站，也不再是那个货车搭上篷子充客车用的年代。唯一遗憾的是，在此之前我都没能真正当上工人，体会一下父亲当年的荣耀。

如今的我，退休后在老干部合唱团唱歌，时而写些诗词，十分幸福。然而幸福之余，仍是会时常想起父亲，想起那个工人大罢工的年代。不得不说，二七大罢工是那个年代最光荣的一页之一。我亦十分骄傲，我的父亲，有幸亲历了那光荣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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