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杜修岳赵绪清高守泉
【类型】报纸
【篇名】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杜修岳赵绪清高守泉
【简介】 蒋翊武桂林就义处耸起的纪念碑。 编者按 百年前,中国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让我们记住了10月1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武昌起义策划人刘复基、辛亥革命先驱宋教仁、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这些辛亥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为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他们又有着一个共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022
【正文】
蒋翊武桂林就义处耸起的纪念碑。
编者按
百年前,中国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让我们记住了10月1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武昌起义策划人刘复基、辛亥革命先驱宋教仁、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这些辛亥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为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他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家乡——常德。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惟有崇仰、祭奠……
一百年前的武昌起义,以引发全国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威力震惊中外。孙中山称之为“武昌首义”。武昌首义的直接组织领导者是蒋翊武。孙中山赞誉蒋是“开国元勋”,历史研究者视蒋为“武昌首义第一人”。但80年来,蒋翊武英名或因其敌人与政治对手诬陷、诋毁而人为抹黑;或因时代浪潮挤压、推淹而边缘化。今天,除少数精英知道蒋是“盛名沉寂的革命英雄”外,公众则对这位伟人基本失忆。
辛亥百年之祭,我们长歌当哭,追忆历史,缅怀蒋公,认为应当还民众一位真实的历史伟人,还英雄一个历史的公道,还辛亥史学一个本真!
丽泽门外 高耸“元勋”丰碑
桂林城丽泽门外,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其正面镌刻“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大字,旁署小楷“孙文敬题”,并加一方印章。余三面镌刻胡汉民撰《蒋公事略》。碑建于1921年12月,是桂林的一号文物。碑的《简介》高度评介了蒋翊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蒋翊武(1884-1913),字伯夔,湖南澧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武汉创办革命团体“文学社”,并任社长。他在新军中积极进行革命鼓动,部署起义。武昌起义时被推为总指挥。时清军反扑,汉阳失守,他曾代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至1913年,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来广西,拟继续策动反袁。途经全州时被捕,押至桂林,是年9月9日被袁世凯密令杀害于此。1921年孙中山到桂督师北伐,为纪念蒋翊武的革命功勋,令在此立碑,并亲笔题字,嘱胡汉民撰记。
胡汉民撰文,言简意赅:
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诏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胡汉民谨记
简单的一百七十来字,内容十分丰富:既肯定了纪念碑长留永存的合理与必然;又高度概括了蒋在“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抗击清军,保卫“首义之城”,赢得各省起义和全国性革命到来的不朽功勋,并揭示了蒋不屑高官厚禄之贿,惟以共和为大义的高风亮节。
武昌城头 首义“公功为冠”
孙中山为何单誉蒋翊武为“开国元勋”?
他是武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辛亥前数年,蒋策划并完成了三件开创性事业:一是掌握笔杆子。利用《商务报》大发新声;把《大江报》办成震荡武汉三镇的革命号角;将《民心报》创办为革命党人反对黎元洪等旧军阀的强大思想武器。二是抓牢枪杆子。武昌首义前,孙中山等人领导过数十次革命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只有蒋鼓动起清军士兵的革命热忱,开创以策反和改造新军、进行武装革命的实践,并获得短期内搞垮清军、使张之洞训练多年的一万六千湖北新军,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党、三分之一倾向革命,愿为大清卖命的,则不足二千人的奇迹。三是首创“党人代表制”、施行“抬营主义”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支组织严密、队伍庞大、运转灵活、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一举撼动了清王朝的支柱。
他是武昌起义的果敢指挥者。戊戌变法后,清廷面临不断高涨的革命冲击。在广州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影响下,蒋翊武巧抓时机:8月亲定起义计划,9月乘荣县“独立”、清廷调端方率鄂军入川之机,于9月24日完善和通过了起义计划。10月9日,在小朝街机关总部召集标营代表会议,精心部署起义。面对宝善里炸弹失事、起义机关被破、机秘(党人名单、起义旗帜、文告等)全落俄巡捕之手的突变,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军事命令,决定当夜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实行武装起义。因邓玉麟传令失误,号炮未响,起义不果,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同遭逮捕。彭、刘、杨三人遇害,蒋则趁机逃走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天亮前即派胡培才等重传军令,改10日夜依原令继续举事,以“争死生于须臾”。又分别于当日上午九点半、十一点和下午六点发出“新五道命令”。傍晚,清军缇骑四出,闭城大索,蒋被迫从李长龄处暂时转移,逆汉江奔安陆以图再举。但小朝街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动员起来,盘马弯弓,执戈相向。10日晚8时许,信服蒋翊武的党人代表熊秉坤,带领工程营打响第一枪。经一夜激战,湖广总督瑞澂挖墙逃走,革命军一举占领武昌城。
他是武昌首义胜利的坚定保卫者。武昌起义初成,清廷猛烈反扑。先是急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大举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溯江而上,企图夺回武汉。接着在军事上几乎投入全数血本,欲与民军(革命军)决一死战。整个“阳夏战争”和“武昌保卫战”中,蒋翊武虽遭排挤,但仍引军事为重。先是以军务部副部长、军事顾问、防御使虚衔,勇敢指挥初建的四协革命军,负联络各军之责,“视察并计划一切”,扩军备战,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继以黄兴战时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兼顾问官”身份,调度全军后勤,协助整编汉阳民军,被黄兴称为“谋勇兼备”的奇才。汉口失守、汉阳亦败、黄兴离鄂、黎元洪逃驻葛店,武昌几於不保时,蒋临危受命,继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官”,“守危城,却强敌”,力挽狂澜,稳住了首义之城的地位。
他是共和政体的坚决维护者。武昌首义后,大批立宪党人、旧官僚政客乃至变节求荣者,纷纷自立小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当时的武汉,惟蒋翊武抗拒横流,坚定支持同盟会。孙中山被迫下野时,蒋毅然带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爆发,蒋以“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誓言辞别父母,屯兵岳阳,用鄂豫招抚使名义檄告天下,决心率军北上,殄灭袁氏集团。被捕后则大义凛然,痛骂袁贼“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临刑前,更慷慨演讲,悲愤表示:“予死固所甘,请悬余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有知余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拚为之。”
史海纷繁 英雄衔冤蒙尘
历史本不该让蒋翊武英名沉寂,但历史也实在有太多无奈。蒋不仅身后默没,还衔冤蒙尘。此中原因,约有以下几种:
其一,文学社牺牲惨重,后继乏人。文、共两团体合并之初,工于心计的孙武等即有意把蒋和文学社推上更危险的军战前线。辛亥9.24联合成功,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刘公为总理,孙武为参谋长,显示文学社的主体优势。但草拟的“预备班子”职位,“在各正副部长、参议及各处人选中,共进会占67%,文学社占10%,具双重身份者占10%,其他占13%。”但在军事上则完全反置: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的43个职位,由33人分担。其中文学社20人,共进会仅8人,双重会籍者5人。且共进会主要承担拟文告、制旗帜、配炸弹等相对安全的事务。起义过程中,文学社员冲锋陷阵,伤亡惨重。起义初捷,占得先机的共进会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甚至暗杀张廷辅、祝制六等文学社骨干。共进会蔡汉卿一当“戒严司令”,急向文学社大开杀戒。蒋翊武被捕,黎元洪速电袁世凯:“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当即电令陈炳焜“就地枪决”。
其二,黎元洪、孙武之流的有意诽谤打压。黎本不是革命党人,混上军政府大都督后,以“首义元勋”自居,视革命党人为眼中钉、肉中刺。二次革命前,千方百计矮化蒋翊武;二次革命后,又与袁相勾结,置蒋于死地,剿杀文学社成员。孙武原本共进会领导人,成首义新贵后,权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导致他拥黎自重。而黎为制衡革命派,两者联手,借刀滥杀、冤杀包括共进会正直党人在内的起义军人。无论文学社、共进会,不管湖北的、外省的,孙、黎稍不顺眼,立马残杀,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镇。为了追杀“有理”,黎、孙狡猾推行“去文学社”、“去蒋翊武”、“去革命党”政策,炮制和强加种种诽蒋谬论,如“临阵脱逃论”、“革命分裂论”、“战守非力”论、“盲动论”等。
其三,地域观念作怪。武昌首义发生在鄂省首府,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由文、共两团体骨干共组,形成“人联心未连、形合政难合”局面。刘公、孙武和居正均湖北人。而文学社领导除詹大悲外,基本都是湖南人。受旧时传统地域观影响,不少湖北人尤其是共进会员,不愿外省人建功获荣,更不愿湘人得益。当蒋翊武提出黄兴出任“两湖大都督”合理建议,共进会成员竟丧失革命理性予以否决,完全是不让湘人黄兴居鄂人黎元洪之上的心思使然。张振武曾是孙中山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中,曾表现出坚定的革命党人立场。但由于地域观念作怪,后竟沦为“民社”发起人之一,言行转倾以黎为首领的“武昌集团”。民国初年建立的武昌起义纪念馆,主要宣传湖北人的功劳,对外省党人,特别文学社和蒋翊武,则尽可能矮化、虚化、边缘化。
另有,还有部分民国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作祟,早期极左思潮和后期浮躁心态的影响。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所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由于宣传等种种因素,历史的真实难免会被或多或少的扭曲。当然,真正领导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人也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淹没了。”
辛亥百年来,一批正直而有责任心的历史研究者不断努力,正逐步拂去辛亥史学上的尘垢,一个真实的蒋翊武终究会走向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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