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

【类型】报纸

【篇名】陈潭秋：“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

【简介】 陈潭秋与妻子徐全直的黑白照片。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内陈列的陈潭秋使用过的围巾。 矗立在陈策楼村头的陈潭秋雕像。 陈潭秋故居正在修葺中。 1934年初，陈潭秋签发的借谷证。 陈潭秋之子陈志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陈志远寄语当今青年。   ■记者 缪 雨 陶克强 沈秀红 陈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109

【正文】

陈潭秋与妻子徐全直的黑白照片。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内陈列的陈潭秋使用过的围巾。

矗立在陈策楼村头的陈潭秋雕像。

陈潭秋故居正在修葺中。

1934年初，陈潭秋签发的借谷证。

陈潭秋之子陈志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陈志远寄语当今青年。  

■记者 缪 雨 陶克强 沈秀红 陈 苏通讯员 李 允 摄影 储永志盛建生 唐光峰

本报记者发自嘉兴南湖、湖北黄冈、天津

暗夜中的前行——一条围巾见证一段艰难旅程

［一件文物

暗夜中的前行——一条围巾见证一段艰难旅程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内，有这样一条普通的驼色围巾。简单的款式、朴素的颜色，却有着不普通的用途，因为它是一件乔装打扮的“秘密武器”。

这条用途特别的围巾属于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潭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革命工作尤其是地下工作险象环生，到处充满着危险。然而，对于陈潭秋而言，一条围巾、一副墨镜、一顶呢帽却成为他最好的乔装行头。

1926年，为了策应北伐军进军武汉，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办了一个北伐训练班，训练班设在武昌北城角湖北甲种商业学校隔壁的安仁学舍里，虽然经常有乔装的敌探混杂其间，但是培训班的学员们都未引起警惕。

有一天，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球衣、球鞋，手握足球的人突然出现在安仁学舍。他把学生负责人叫到外面，摘下墨镜。他就是陈潭秋！陈潭秋让这位学生负责人通知其他学生明天到蛇山抱冰堂附近去开会。

第二天上午，学生们如约来到抱冰堂附近。一会，但见一个身穿米黄色绸长衫、戴一副茶色墨镜、手摇一把白纸折扇，一副绅士模样的人向学生们走来。又是陈潭秋！陈潭秋的乔装功夫令学生们赞叹不已，陈潭秋趁势告诫学生们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让大家明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真正含义。 

这条围巾陪伴陈潭秋在那个年代，穿行在生与死的边界上。纵使道路坎坷艰险，他始终未曾停止过对未来的希冀。大革命失败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陈潭秋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坚持秘密斗争。

陈潭秋在后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这样写道：那天早上是阴天，八点钟之后，来了许多游人。十点钟时，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游人们都散去了。直到晚上十一点时，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

那一年，陈潭秋，25岁……

也许在当时年轻的陈潭秋看来，也未曾预料到这样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会在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将左右他未来的一生。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而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从爱国记者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个学生的成长之路

［一次寻访

从爱国记者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个学生的成长之路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大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来自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潭秋，以战士之勇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从最初的青年学生到妙笔著文章的爱国记者；从有着钢铁一般意志的共产主义战士，到最终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陈潭秋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革命旅程？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险？

我们此行寻访是从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远郊的一个小村落开始的。这个名为陈策楼的地方就是陈潭秋的故乡。村子东头，一幢青砖瓦屋的院门上题有“陈潭秋故居”五个大字。1896年，陈潭秋就出生在这个农家小院里。

少年时期，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给他带来了启蒙的知识。陈树三曾经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五哥的影响下，陈潭秋开始接受革命的思想，据说在当时这个乡间小村庄里，陈潭秋穿着短裤、剪了辫子，背着书包上了新式小学，这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

今年68岁的陈国安是陈潭秋的堂侄，也是现在陈潭秋故居的一名工作人员。从1981年陈潭秋故居开放时起，陈国安就一直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陈国安告诉记者：“陈潭秋一家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夫人徐全直，兄弟陈防武、陈春林、陈荫林和侄子陈华粮，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这里是革命烈士的故居，能在这里守护他们，非常光荣！”

在守护故居的日子里，陈国安先生还意外地从菜园里挖到过一把残枪：“就在距故居100米左右的地方，那把枪挖出来的时候已经烂得很厉害了。”黄冈市委党史办主任颜宏启按照时间给出了自己的推测：“从1920年起，陈策楼就成为陈潭秋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之一，同时，他还在这里成立了鄂东第一个党小组，那把枪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由于尚未真正鉴定，这把残枪的来历，至今仍是一个谜。

辛亥革命后，1914年，陈潭秋来到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如今，四月的武汉大学，樱花胜雪，而在近一个世纪前的1916年，陈潭秋很显然还欣赏不到这样的景致。这个年轻的学生更倾心的是革命将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全新景象。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寻找前进的方向，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陈潭秋站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那时，他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也因此在上海结识了董必武，并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颜宏启告诉记者。

董必武曾如此回忆他和陈潭秋的一段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1919年夏天。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

1919年秋，大学毕业的陈潭秋成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在董必武主持的私立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私立武汉中学后来成为湖北党组织的发源地。因此，陈潭秋以记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经常深入武汉各学校、工厂、机关等地，以文字为刃、以教育为方，开启民智，传播革命思想。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颜宏启介绍说。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乘船东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陈潭秋而言，从进步学生到爱国记者，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这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变，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一位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

［一个现场

“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一位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

“陈潭秋在不算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一直是险象环生，他先后在湖北、江西、上海、山东、江苏、福建等许多地方工作，长年奔走在各地之间，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家庭甚至生命。”陈潭秋纪念馆馆长孙在本感慨地说。

1933年初，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徐全直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徐全直身怀六甲、产期临近，于是，组织决定陈潭秋先行一步，徐全直生下孩子后再赴苏区。在陈潭秋写给亲人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终年南北奔驰，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一位丈夫没有守护即将临产的妻子，一位父亲甚至未曾来得及看一眼即将出世的孩子……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背负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自由的希望。1933年6月20日，徐全直不幸被捕，次年2月1日被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当时，徐全直仅仅31岁。

1935年以后，陈潭秋无论走到上海、莫斯科、新疆，与他见面的人都会发现其右耳缺损了一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人称“伤痕是战士最光荣的勋章”。 

陈潭秋作战负伤，是在1935年2月从闽西突围的途中。在一场战斗中，营长牺牲，陈潭秋便挥枪指挥战斗，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滚下悬崖时又摔伤了头部，还折断了一根脚趾。

而且，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陈潭秋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陈潭秋的牺牲，孙在本还有一个别样的假设：“其实，陈潭秋完全可以有机会率先撤离新疆，但是他坚持，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没有撤离，他就绝对不能走！”倘若历史可以改写，一切会不会不同？对于陈潭秋而言，也许无论选择多少次，不能有尊严地活着，他也宁愿选择死亡。

孙在本的假设是有依据的。陈潭秋故居有这样一床特殊的毛毯，它珍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是陈潭秋牺牲的前一年，他送给老部下郑瑛的临别礼物。

那是1942年，新疆政局持续恶化。当时，陈潭秋在新疆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留守新疆的中共党员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中央决定撤出一批党员回到延安。“当时，大家让陈潭秋先走，他却说他是这里的领导人，先走等于是战场上的逃兵。”孙在本说。

老部下郑瑛离开时，陈潭秋将伴随他3年的毛毯送给了郑瑛，并恳切叮嘱：“我把这床苏联朋友送我的毛毯转送给你，一路上挡挡风、保保暖，祝你顺利到达延安。”然而，这一分别竟成他与郑瑛的永诀。

1943年9月27日深夜，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黑夜浓稠如墨。此时，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将徐杰秘密处决，为防止枪声惊动四周，刽子手残忍地用麻绳将其活活勒死。“这位化名为徐杰的共产党员就是陈潭秋，当时他只有47岁。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以及年仅27岁的中共党员林基路。”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代表们因不知其壮烈牺牲的噩耗，仍选举陈潭秋为中央委员，此时，距离陈潭秋牺牲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黑夜过去，太阳升起。陈潭秋牺牲后第六年的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生婴儿般饱含希望的国家终于宣告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潭秋之子陈志远：一个有为的人，总是有一种理想

［一场对话

陈潭秋之子陈志远：一个有为的人，总是有一种理想

一路寻访到天津陈志远家，有两个意外：一是没想到他家那么简洁朴素，甚至显得有点拥挤；二是没想到他近八十高龄，身体半身不遂，可还是那么豁达开朗，身上那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时感染着我们。

陈志远，1933年出生于上海，母亲徐全直牺牲时，他刚出生两个月，父亲陈潭秋牺牲时他10岁，父子俩从未谋面。

是伯父伯母抚养他长大。11岁时，陈志远因脑炎留下后遗症，右侧手脚功能严重受损，但他身残志坚考上了南开大学，并成为南开大学一名历史学教授，也是当地有名的党史研究者。

3月23日，我们与陈志远的对话在他家书房进行。书柜里摆放着他父母的合照，那是由一张他父亲的单身照和一张他母亲在南京狱中的照片拼接而成的。

说起嘉兴，他说2004年曾跟女儿一起到过嘉兴南湖，追寻父辈的足迹，嘉兴的水和嘉兴人的热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者：您何时知道自己父母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的参与，年少时是不是对他们有过不理解？

陈志远：1933年，党中央让我父母去中央苏区，但母亲当时正好怀着我，只好父亲先走，母亲生完我之后再走。父亲在2月22日给我三伯父、六伯父写信，安排我姐姐我哥哥和我的生活，写完这封信就走了。我4月出生，6月我母亲就被捕了。母亲把我送到上海工作点一户姓潘的人家里，我姨把我接回武汉。到武汉后，由八婶把我带回老家的。

从我记事时起，伯父伯母、其他亲戚谈过我父亲的情况。当时，我就觉得父亲母亲很好，心里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长大了要像父亲母亲一样。当时在国统区上学，都在宣传共产党不好，但我不受影响，所以也就不存在不理解的问题了，一方面出于对父亲母亲的崇拜，一方面伯父伯母对我非常好，如同己出。

1950年准确地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长江日报》报道了杀害我父亲、毛泽民、林基路的人，在这之前，说法不一样，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我母亲牺牲在雨花台，她在狱中的情况，是她的狱中好友后来告诉我的。

记者：你们家是革命家庭，除了您父亲陈潭秋和母亲徐全直，还有谁参加了革命？

陈志远：我父亲弟兄八个，我还有两个姑姑。我们家是书香家庭，家族有个原则：“穷不废读”。

我八叔参加过南昌起义，然后到江西瑞金，在革命途中病死，也是烈士。我二伯父在县里搞农运，大革命失败之后，被关在监狱很久，得了结核病，病重时保外就医，不久病死。我五伯父辛亥革命时死了。我们这一代，男的有十二个，其中两个是在革命中牺牲的，三哥和五哥。不止我家，我们那个村都是如此，一半是烈士家属。

记者：父母亲在您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他们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志远：改革开放以前，我很少提我父亲母亲，感情上受不了。那时，广播电台经常播革命回忆录，我一边听，一边哭。直到改革开放后，年龄大了，懂的事情也多了，才渐渐能坦然面对这个话题。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离开上海。母亲，我曾经用过这么一句话：我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仅两个月。没有直接接受过他们的教诲，但是父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革命的精神，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一是他们高尚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自己要学。二是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舍自身舍小家为大家，这个不仅是我的父母，革命者都如此。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作上、革命事业上的艰苦奋斗。是多方面的影响，多方面的学习，是一生的影响。

记者：您是历史学教授，从事党史研究多年，这个选择是否跟父亲有关？

陈志远：应该说，我选择历史，受了父亲的一些影响。有人跟我说我父亲喜欢历史，许多年后，我到新疆发现八路军办事处我父亲的书架上，确实有历史书。

至于研究党史，那是后来的事情。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搞近代史，上世纪60年代初，厚今薄古，主要是解放后的历史，就搞了建国史，再到党史就很自然了。我没写过关于父亲的著作，但写过回忆父亲的文章。

记者：您的父母亲都是烈士，他们牺牲时正值青春，他们身处乱世，为自己的信念献出了生命。作为个体，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的行为对我们今天有何实际的指导意义？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

陈志远：乱世出英雄，这是肯定的。对今天的指导，大道理也能讲，但更实际的是，比如革命烈士，比如有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经历，我不知道对别人怎样，但对我来说至少是有意义的，在看的时候有触动，希望能像他们这样活着。

现在的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在求学、职业设计、人生设计时，好像考虑自己更多一些。

陈志远：强调个人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总得有个结合吧？关键是怎么结合。我给学生作报告时经常说，我们应该以革命先烈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品德情操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人嘛，总需要对别人对国家有所贡献，一个有为的人，总是有一种理想，总是有一种奋斗目标。理想各人不同，但总得跟人类的发展、这个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记者：革命的硝烟已经远去，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对先烈们越来越不了解，甚至淡忘。作为烈士子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远：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一方面，有必然性，人的感情，对烈士、对老革命家的感情是渐退的，什么感情也都如此。再说，现在，人们精神生活很丰富，势必影响到传统东西吸取的时间、传承的程度。另外，宣传工作也是有毛病的，你看对一个明星，从他出道、恋爱、生子、离婚都报道，什么时候认真报道过烈士、报道过革命先烈？另一方面，怎么加强宣传，怎么利用一切媒体来宣传，特别是网络？现在网络对人们影响很大。

记者：我们常常说，要传承革命先烈优良传统，您是烈士后代，同时是历史学者，又是党史研究者，如何以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革命传统？

陈志远：我觉得现在不必过多地责备也不必过多地担心。对革命优良传统的宣传，形式上要创新。现在这种说教不行，要侧重于文艺性。现在的一些党史读本，那么厚，谁会看呢？多写一些传记，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现在各地搞红色旅游，唱红歌，都是不错的办法。

［一段寄语

问及对当今青年的寄语，陈志远用左手一字一字写下如下文字：“我们应以革命先烈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品德和情操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些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一种启示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些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歌，也曾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为了自由、为了胜利抛头颅、洒热血。自由、爱情与生命，这三者的排序每个人都有所不同，但对于陈潭秋这一代人而言，他们选择的是自由！这自由是国家之自由、民族之自由！

然而，巨大的变革同样意味着剧烈的疼痛，就如同电影《十月围城》里，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身处历史转折点，大概没有人能置身事外，革命难免要历经苦痛，流血牺牲更是不可避免。林觉民的《与妻书》曾打动很多人，“不幸而生今日中国”的诀别道出了满腔无奈，然而，他说过死无余憾，放不下的只是所爱之人，在革命的毅然决然之外，寻常的儿女情长却为这份至高的信仰，涂抹上更为悲壮的色彩。

在寻找到革命信仰的这一年，陈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随后参加了共产党，与陈潭秋相爱成为夫妻。这对红色恋人在日后的革命中相濡以沫、并肩战斗，并最终以生命见证了他们对革命和爱情的忠贞不渝。他们放弃了安稳平静、天伦之乐，迎接颠沛流离、出生入死，最终要换得的是“下一代人的幸福”。他们的遗孤如今也已白发苍苍，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父母的怀念，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国家的热爱。

当现在的年轻人沉溺在爱情的甜蜜、享受着家人团聚的温情时，可曾想过一个世纪前，那些为了自由而牺牲的生命，他们履行了身为一个革命者的职责，却无法完成一个普通人最寻常不过的权利、一份身为家人的权利，他们抛洒出的热血化为朝阳，刺破厚厚云层，让自由光辉平均地照射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生命无须匍匐于王权之下，无须承受窒息生命的统治，令自由再也不是一种焦灼的渴望。

穿越尘烟，莫失莫忘，那些曾经为这个国家献出过青春、热血、爱情甚至生命的人们，他们的名字理当被一代又一代人所铭记。

［一组微博

@缪小咪：在看到陈潭秋与徐全直的恋情的时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的是《红色恋人》中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天空，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凝固在蓝天上，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

@陶克强：“我死后要化作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陈潭秋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在茫茫沙漠中浇灌出一片生命的绿洲。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次次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将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奋勇前行！

@微动力2011： 他早年投身革命。他在新疆与毛泽东胞弟毛泽民一起开展革命工作时，对新疆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

@知止顽：采访“红二代”，说是一次心灵震憾的过程毫不为过。无论是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还是陈潭秋的儿子陈志远、李达的儿子李心天、刘仁静的儿子刘威立，都像邻家老爷爷老奶奶一样平实、低调。他们身上烙有父辈的深深印记，朴素的言语难掩对信仰和理想的执着；对现实他们有着深深的忧患，对年轻人满怀希望。

@guolao: 对信仰的执着，对现实的忧患，对年轻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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