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在天津的潜伏岁月(图)

【类型】报纸

【篇名】陈潭秋在天津的潜伏岁月(图)

【作者】 林宏王 阳宗峰

【简介】 陈潭秋与徐全直这对红色恋人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徐全直狱中留影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党史研究者陈志远 在陈潭秋不算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一直是险象环生，他先后在湖北、江西、上海、山东、江苏、福建、新疆等许多地方工作，长年奔走在各地之间，天津作为其中的一站，虽然只短暂停留了一年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785

【正文】

陈潭秋与徐全直这对红色恋人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徐全直狱中留影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党史研究者陈志远

在陈潭秋不算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一直是险象环生，他先后在湖北、江西、上海、山东、江苏、福建、新疆等许多地方工作，长年奔走在各地之间，天津作为其中的一站，虽然只短暂停留了一年时间，却在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这前后加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父亲写了9篇文章，主要是工作报告，上报给党中央，这几个报告实事求是，对北方党的前途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志远说道。

一封家书托付三个孩子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在南开大学西南村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志远用颤抖的声音念道。

这封“给三哥、六哥的信”出自陈志远的父亲——中共一大代表、共产党员陈潭秋之手，1933年2月，陈潭秋写完这封家书，即将奔赴中央苏区工作，而此时他的妻子徐全直怀有身孕即将临产，腹中的那个孩子就是陈志远。

78年过去了，当初那个尚未睁开眼睛看到父亲的小胎儿，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我在母亲怀里偎依的时间也就两个月，父亲则是一眼都没有见过。”

陈志远出生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徐全直产期临近，于是，组织决定陈潭秋先行一步，徐全直生下孩子后再赴苏区。

夫妻俩决定将前面两个孩子送外婆家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拟送湖北黄冈家乡，在那封家书中，陈潭秋向他的三哥、六哥“求援”：“这次生产以后，准备托送人，不知六嫂添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就这样，安排妥两个孩子和尚未出世的陈志远的生活，陈潭秋就走了。

不幸的是，徐全直生下孩子后被捕遇难——留给陈潭秋的，只有永久的悲痛。10年后，他在新疆被敌人逮捕杀害，和素未谋面的儿子陈志远从此阴阳两隔。

很长一段时间，陈志远不愿触碰有关父母的一切，它就像一块心灵上的伤疤，什么时候碰都疼。

“我4月出生，6月我母亲就被捕了。母亲把我送到上海工作点一户姓潘的人家里，我姨把我接回武汉。到武汉后，由八婶把我带回老家的。”陈志远回忆道。

1934年2月初，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年仅31岁。

陈志远指着书柜里母亲的照片，说：“这就是她在狱中留下的最后的样子。”照片中的徐全直头发有些凌乱，面容清秀，目光坚毅，尚在哺乳期的她嘴角竟微微有那么一丝暖意，殊不知手脚上却戴着冰凉的镣铐。

“长辈们讲我和哥哥都很像父亲，我姐姐像母亲，我母亲挺漂亮的。”陈志远喜欢用“偎依”这两个字形容和母亲这段短暂的亲密时光，尽管记忆残缺，却充满了温度和质感。

陈潭秋回忆录是最早一大文献

“那天早上是阴天，八点钟之后，来了许多游人。十点钟时，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游人们都散去了。直到晚上十一点时，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陈潭秋撰写的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是目前党史界公认的最早回忆中共一大的珍贵文献。

那一年，陈潭秋25岁，和董必武一起代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潭秋，湖北黄冈人。因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陈潭秋从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响。

1916年陈潭秋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成为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文采飞扬、英语流利，还是足球明星和长跑能手。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董必武曾如此回忆他和陈潭秋的一段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1919年夏天。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

中共 “一大”会后，陈潭秋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任教于女子师范学校，这位“麻辣教师”发动学生反封建、剪短发、读新书。在寻找到革命信仰的这一年，陈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加入了共产党，以她的坚强、勇敢深深吸引了陈潭秋——不久，二人结为革命伴侣。

对于陈潭秋而言，从进步学生到爱国记者，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这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变，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许在当时年轻的陈潭秋看来，也未曾预料到这样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会在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将左右他未来的一生，甚至生命。

白色恐怖下的天津建党调查

是伯父伯母抚养陈志远长大的。11岁时，陈志远因脑炎留下后遗症，右侧手脚功能严重受损，写字完全靠左手，他身残志坚考上了南开大学，并成为南开大学一名历史学教授、党史研究者。

陈志远早已把天津视作第二故乡，除了天津见证了自己的青年、壮年、老年，还因为这里曾经是父亲陈潭秋工作过的地方。

在陈潭秋不算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一直是险象环生，他先后在湖北、江西、上海、山东、江苏、福建、新疆等许多地方工作，长年奔走在各地之间，天津作为其中的一站，虽然只短暂停留了一年时间，却在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28-1929年，陈潭秋作为中央巡视员曾两次到天津巡视顺直省委工作。“顺直地区”，就是北京和河北省一带，因为历史上北京叫过“顺天府”，河北（包括天津市）曾名“直隶省”。

1928年6月29日，陈潭秋抵达天津，此行他是作为中央驻顺直地区特派员，与刘少奇同志一起负责整顿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此时的天津处在了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7月7日，陈潭秋才与顺直省委取得联系，随后见到了刘少奇。

刘少奇向他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还在，如保定、北平（今北京）、唐山等地。但有同志认为，北方只有共产主义者，不够共产党员标准，不必恢复上级机关。可是，也有这种情形：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人牺牲，有人叛变，剩下的同志希望恢复党的机构，认为起码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到底要不要建立省委？如何开展具体工作？陈潭秋经过反复琢磨，表达了他的意见：先做调查，然后用事实讲话。刘少奇很赞成他的意见，同意分头下乡下厂做调查研究。

于是，陈潭秋走平汉铁路，去保定南部、保定北部一带；刘少奇到唐山地区；还有的同志走平绥线去北平等地。这时，已是深冬了，他们冒着风雪和危险做了半个月社会调查。

在一次调查中，陈潭秋的同事石彬如率先发现了那个地方已经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但是陈潭秋近视，没有看到战友留下的记号，还径直往前走，石彬如就一直拽着他，也不敢说明白，最后只好以要去买烟为名把他拽到了一个烟铺，才躲过了这一劫。

这个故事是陈志远从石彬如那里闲聊听到的。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表情生动，甚至有些眉飞色舞。关于父亲的事情陈志远一直都不愿主动打听，但只要听到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他都会牢记在心中。

和周恩来刘少奇并肩战斗

调查结束回到天津以后，大家交换了意见，决定创办一个叫做《出路》的油印刊物，专门反映北方党组织的工作。刊物由陈潭秋主编，他满怀激情写了发刊词。“父亲在调查中发现，党员中有人对自己的出路不清楚，群众也不了解共产党，因此需要一个刊物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陈志远说。《出路》一共出了13期，至今部分保存在周邓纪念馆里。

不久，周恩来同志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来到天津，听了陈潭秋和刘少奇的汇报，十分高兴，称赞他们“用事实讲话”的方法好。周恩来同志还用“伍豪”的笔名在《出路》上发表文章，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1928年年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西开教堂后大吉里开幕。周恩来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并结合北方党的情况，讲了如何贯彻六大决议的问题。陈潭秋就顺直党的现状及当前的任务作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陈潭秋当选为顺直省委宣传部长。

会后，组织了顺直省委，周恩来在佛照楼主持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经过一年的努力，北方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1929年7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中央指示，回中央工作。

“在这前后加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父亲写了9篇文章，主要是工作报告，上报给党中央，这几个报告实事求是，对北方党的前途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志远说道。

关于陈潭秋在天津的这段工作，陈志远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父亲的传记和相关资料，而对于父亲在天津的生活，他却知之甚少。当时天津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潭秋在内的共产党员都是乔装打扮、居无定所。陈潭秋第二次来天津，虽有妻子和儿子陪伴坐船北上，但不久就忙于各自的工作分开了。这正应了陈潭秋家书中那句“萍踪浪迹、行止不定”。

在陈志远身后的书柜上，安放着父母的照片，木质相框里分别摆放着陈潭秋和徐全直的照片，一对红色恋人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合照。文/林宏 王阳摄影/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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