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引导父亲伍修权走上革命道路

【类型】报纸

【篇名】陈潭秋引导父亲伍修权走上革命道路

【简介】 1908年3月，即清光绪末年的农历二月，父亲出生于湖北武昌。我的曾祖父伍伦奎和祖父伍理钊，都曾在清朝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属机构里，充任文书一类的差使。虽然“俸禄”有限，但收入固定，全家衣食有靠。 1911年，在父亲的家乡武昌，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父亲当时才3岁。很久以后，才知道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186

【正文】

1908年3月，即清光绪末年的农历二月，父亲出生于湖北武昌。我的曾祖父伍伦奎和祖父伍理钊，都曾在清朝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属机构里，充任文书一类的差使。虽然“俸禄”有限，但收入固定，全家衣食有靠。

1911年，在父亲的家乡武昌，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父亲当时才3岁。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次是“孙文造反”和“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很快直接影响了父亲全家的经济生活。随着清朝衙门的垮台，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差使也被“革”掉了，经济来源中断。最初，全家只得靠先前的少量积蓄度日；后来就得靠变卖一些东西维持生活。1913年，我的曾祖父去世，家庭生活江河日下。祖父靠给学校里抄写讲义，誊写石印蜡纸，挣几文铜钱。为了生计，家里又找些零星活来做，像糊火柴盒子、叠选票等。米面太贵，就经常买红苕(红薯)糊口，在市内买还嫌贵，父亲就同大伯跑十几里路到城外长江边，直接到船上找农民买便宜的。生活困窘，我的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在这种困境中相继病死。

一个“迟到”的学生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父亲那时11岁。运动波及到武汉，在武昌的大中学校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武昌的两条主要大街，一条是南北走向的长街，一条是东西走向的察院坡。到处都挤满了游行的队伍。那天父亲正到蛇山去挖做炭巴的红土，看到街上那么多的学生，虽然父亲那时还不大了解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但是学生们的热情却引起了他的羡慕。

由于家境贫困，一直没有机会上学，只由祖父间或教父亲和大伯认过一些字，也读过《四书》，因此父亲已经识字，还会背诵几段“子曰，学而时习之”等等。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父亲得到了一个上学的机会。1920年春节前夕，一个邻居的孩子告诉父亲，他在武昌高等师范附设的一所试办性的“单级学校”上学。他说学校还准备招收几名插班学生，学生可以免缴学费。父亲一听喜出望外，即回家禀告。父母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进成才的，既然学校不收学费，当然赞成父亲去。

这样，年节一过，邻居孩子就带父亲到学校，由老师进行了一番考试。由于父亲已经认得不少字，还会一点简单的算术，于是被顺利录取，成为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插班生。那时父亲已经12岁了，按正常情况，应该进中学了，可是那时他才刚刚跨进小学校门，是个“迟到”的学生。

这所“单级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同时教四个班，也就是初小的四个年级。不同年级、不同课程交错进行授课，各班互相配合，学生各听各的，各做各的。老师却很辛苦，像走马灯似的来回穿梭。但他教学得法，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学得比较扎实。

在高师附小

1921年夏，省里因为教育经费不够，停办了这所学校，父亲又面临失学的危险。老师看他在这段时间内学习如饥似渴，一直很用功，成绩也很好，就推荐他免费进入武昌高师附属小学的四年级继续读书，校方也同意了，才没有中断学习。因为家里困难，做不起校服，父亲就穿着老百姓孩子的旧布衫上学。因为他功课好，待人也诚恳，老师和同学们与他的关系也很好，并未因为他的贫穷而受到歧视和侮辱。父亲在那里又学习了三年，一直读到高小毕业。

父亲告诉我，这所高师附小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学校。父亲在该校四年级时，级任老师是熊器叔先生。他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是先后同学。熊老师思想进步，教学有方，同学们都喜欢他。他是全校文娱活动的主持人，学校每隔两周(至少每月)有一次学生联欢会，那时叫做“余兴”，内容是讲演、扮双簧、演话剧等。熊老师自己编写演讲稿和话剧脚本。父亲经常在这些活动中参加讲演，也参加演剧，得到不少锻炼，对父亲以后的工作和活动颇有裨益。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勤奋学习，父亲在主课上总是名列前茅，另外体育成绩也很出色。有一次全校开运动会，按年龄父亲被分在乙组，结果乙组的冠军几乎全被他囊括了。当时的运动项目除了跳高、跳远、赛跑和高低栏外，还有算术、竞走。由于他抓紧体育锻炼，身体相当结实，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台炮”，这是湖北人形容体格健壮的人的叫法。

陈潭秋老师引导父亲

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在附小的第二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使父亲的整个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22年秋，这时父亲已经14岁，升入五年级。这时来了一位新的级任导师。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负责人之一的陈潭秋。

陈潭秋到武昌高师附小后，这里很快成为当时中共在湖北的一个活动中心。他直接或间接地引导不少进步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级任导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他的言行对大家产生很大影响。因为父亲在班上成绩比较突出，年龄又稍大一点，他们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陈潭秋在担任教师公职的同时，领导着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他的活动基点，就设在高师附小内。他从事革命活动，并利用教学机会，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讲历史课时，就讲不要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待历史的演变，而要从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来考察历史。他对大家讲解社会发展史，告诉学生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陈老师知识广博，口才又好，他深入浅出地讲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让学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陈潭秋在讲解这些重要的革命理论时，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并结合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解惑青年中的许多思想困扰。有一次父亲问他，我们这样的穷孩子都上不起学，该怎么办？他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个别人偶然上了学，整个社会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根本解决问题，所有的穷孩子才能都获得上学的机会。他指出所谓“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治国良策”，都不能使中国根本改变面貌，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除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才是救国富民的唯一道路。

陈老师运用实例，启发学生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上世纪20年代的武汉，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汉口的外国租界上，许多洋人阔佬在我们的国土上，对中国老百姓作威作福。有一回，父亲看见一个坐黄包车的外国阔佬，车夫将他拉到目的地后，小心地请他付钱，他在交钱时故意把钱扔到地上，侮辱性地叫车夫去捡。车夫忍气吞声捡起后，见只有一点钱，恳求他再加些，那家伙骄横地理也不理，扬长而去。还有帝国主义的各种兵舰，在武汉的江面上耀武扬威。亲眼看到这些现象当然气愤，经过陈潭秋的启发教育，大家开始懂得了，这是由于我国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社会制度落后，使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

社会的不平，国家的不幸，以及父亲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使他很快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陈潭秋对父亲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决定吸收父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老师亲自做入团介绍人。

1923年12月，陈老师同武汉党组织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何恐一起，主持了父亲和另外两名同学的入团仪式。所谓仪式，只是在下课以后，由陈老师和何恐带着他们三个人到一间小屋子里，郑重地通知说，组织上批准了你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老师和何恐对他们讲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他们三人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父亲任小组长。那时加入团组织，是一件既神秘又了不起的事，让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穷孩子，而是一个有目标、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加入青年团是父亲一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初期的革命活动

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入团后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积极发展团组织，物色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久，他们这个团小组就扩大到10名团员。在当时的情况下，团小组对党在高师附小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经过几十年革命的艰难曲折，这10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两位同志很值得怀念。一位叫吴楚桢，湖北黄冈人，为人耿直，后来进了黄埔军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进攻武昌的汀泗桥战役中不幸中弹牺牲。还有一位叫范正松，湖北黄陂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不幸被捕。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亲属劝他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可以设法保全生命。但范正松毫不畏惧，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后被敌人枪杀。陈潭秋在高师附小任教期间，曾经一度离开湖北，到江西安源从事过工运工作，不久又返回武昌，继续领导着武汉地区党的工作。

上世纪20年代前期的武汉，革命气氛还比较浓厚，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经常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发动一些革命活动。这些活动通常由几位进步老师公开出面主持，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则当他们的助手和活动骨干。大约在1924年春，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游行。游行队伍殿后的是一支学生组成的“笛鼓队”，父亲也在其中。学生们有十多支竖笛、几支小洋号，还有几面军鼓，不时喊着革命口号。路过热闹街道时，大家都特别起劲。这次游行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笛鼓队”吸引了不少群众，也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

高师附小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处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当时武昌以至湖北的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这里策划的。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以及罗易、鲍罗廷和维京斯基等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这里参加过会议。

武昌高师附小现在叫武昌中华路中学，是我党的革命纪念地之一。

从共进书社到高师附中

父亲从高师附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可能再升学读书了，便去找事做，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并贴补家用。正好武昌的“共进书社”招收学徒。这是一家进步书店，经常销售一些革命书刊，很为青年学生所欢迎。去应试，结果被录用了。这时父亲16岁。父亲到书社时，那里已有两名青年团员，加上他正好又组成了一个团小组。父亲刚当学徒，开始只做些粗活和跑腿，为几家学校送书。天热时为经理打扇子，也是他的工作之一。那时没有电风扇，房子里吊了个大布幛子，用绳子不断地拉着前后摆动，就生出风来，父亲则是这个风扇的“动力”。除了干杂活，经理还叫他帮助誊写账目。

此时他的生活又有了转机。原来在附小时几个家境较好的同学，为他的失学感到惋惜，主动提出可以帮助他缴学费继续学业。这样他就在同学们的自发支援下，离开了书社，插入武昌高师附属中学的一年级，上学读书了。

在大革命的课堂里

父亲在高师附中读书时，生活异常清苦，学习也很紧张，但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他经常和同一团小组的伙伴一起出去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沿着武昌长街活动，向过往的行人递送传单。坐在黄包车上的人，有些看着穿着朴素，像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职员，也塞几张给他；如果是穿着讲究，戴着金丝眼镜的阔佬，他们认为这种人不会接受革命宣传，就不给他。虽然这多少有点简单化，只是从外表形式上看问题，但也说明他们开始用简单的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了。

还有几次是到武昌最繁华的街道上张贴革命标语，为了应付警察，学生们就先派一个人去同警察纠缠，分散他的注意力，另一个人就乘机快速贴出。

父亲还参加过陈潭秋、董必武等党在湖北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或主持的一些活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同志在高师附小临街楼上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党团员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其中有何恐、林育南、刘昌群和李子芬等活跃人物。陈潭秋作了重要发言，大意是列宁的逝世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董必武也在会上讲了话。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所以后来他印象一直很深刻。

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昌阅马场组织了一个有几千人参加的纪念活动，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在会场上发售介绍新三民主义的书籍，以及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等等，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父亲都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很快影响到武汉，党组织动员全体青年团员和部分进步青年，积极投入这一运动。父亲他们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行，动员群众不用日货，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父亲的记忆中，这次运动是他参加过的规模和影响都是最大的一次活动。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队伍及其活动也有了很大发展。陈潭秋在领导湖北地区党团组织的同时，还领导武汉的工运工作。父亲还记得他在武昌城郊一个叫“徐家棚”的工人区，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没有房子就用竹子搭棚子，做了些极简单粗糙的桌子、凳子，招收了一些10岁上下的工人子女，教他们识字、学文化。陈潭秋专门分派共青团员深入工人区，一面了解工人子弟的学习情况，一面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

共青团组织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各种学习。负责共青团工作的何恐几次利用到洪山野游的形式，对团员进行党的教育。有一次是由当时负责党的工作的彭泽湘，给大家讲唯物辩证法。听讲的有十多个人，何恐、许之桢等同志也参加了。父亲告诉我，虽然他那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和理解，但正是那次，他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新名词。在洪山野游时，有一回何恐还自费买了许多面包、黄油分给大家吃。那是他第一次吃到这些洋东西。

除了一些集体的学习活动，他们还经常阅读各种宣传革命的书刊，印象深的有《新青年》、《中国青年》和《向导》等，国家主义派办的刊物，如《醒狮》等，他们也常拿来当作反面材料读。还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父亲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书。

当时给过父亲教育和指导的，还有原来高师附小的钱介磐、张朗轩、何春桥、刘季良、熊器叔和江子麟等老师。对大家的思想和学习，都有过不少的影响。当时武汉的一些大、中学校，主要设在武昌，这些学校内都有党团组织在活动，由卢春山负责联系和指导各校的活动，许多活动都是由陈潭秋组织和领导的。

远离故乡，赴苏学习

1925年秋天，父亲已升入高师附中二年级。开学一个月左右，有一天放学后，他回家路过钱介磐老师家门口，被他叫住说有话要谈。他说在莫斯科创办的中山大学，专门是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钱介磐老师受党组织委托找父亲谈话，并说了去苏联学习的意义，征求父亲的意见。

那时大家对苏联很向往，认为那是穷人的天堂，能有机会去学习当然求之不得。回到家里，父亲向父母说了这件事。他们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都同意他去。父亲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家庭关”。不过，并非人人都像父亲这样顺利。当初他们一起入团的另两名同学，这次也被提了名，但是他们一个因为是独生子，不能去；还有一个家里反对，去不了。结果，他们从此分道扬镳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1925年的阴历中秋，月亮格外明亮。祖父打了二两酒，祖母又炒了一盘肉和一盘蛋，全家为父亲饯行。亲人们用最简单的语言，预祝一路平安，早日归来。饭后，祖父和三个伯伯，帮他提起几件简单行装，送他到汉口六码头，同被选派去苏联的另外10人会合，上轮船驶往上海。

在上海，父亲会齐了全国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选调来的100多人，其中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等同志，于1925年10月下旬，登船由上海启航，驶向苏联的海参崴，又经过约两个星期在火车上的长途旅行，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父亲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这一年父亲17岁。

武昌高师附小，伍修权曾经上过课的教室

1926年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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