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回忆蔡和森、向警予—— 他们独特结婚照：共捧《资本论》

【类型】报纸

【篇名】女儿回忆蔡和森、向警予—— 他们独特结婚照：共捧《资本论》

【简介】 蔡和森与向警予 该书是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53位著名革命烈士的后代撰写的回忆父辈的文章结集，讲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贡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的生动事迹。后辈们饱含深情地回忆父辈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战斗、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本版选摘的是蔡和森、向警予之女蔡妮回忆父母的短暂一生。 “旗帜鲜明成立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1667

【正文】

蔡和森与向警予

该书是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53位著名革命烈士的后代撰写的回忆父辈的文章结集，讲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贡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的生动事迹。后辈们饱含深情地回忆父辈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战斗、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本版选摘的是蔡和森、向警予之女蔡妮回忆父母的短暂一生。

“旗帜鲜明成立

中国共产党”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89岁的我想起作为党创始人之一的父母双亲，为国殉难，心情便久久难以平静。

我的父亲蔡和森与母亲向警予同生于1895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6岁的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父亲也以105分的成绩，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半年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两人都成为名师杨昌济的学生。数年后，杨昌济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在我所教的长沙数千学生中，有三个最优秀的男学生： 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有三个最优秀的女学生： 向警予、陶斯咏、任培道。

1920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结成“向蔡同盟”，两人捧着《资本论》拍了结婚照。父母的那张结婚照片是对“向蔡同盟”最真实的诠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婚后两个月，7月6日至10日，父亲和母亲在法国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父亲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

同年8月13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父亲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我在这里业已酝酿组织……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开一联合讨论会，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母亲随后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是当务之急。

9月16日，父亲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这封信长达六千多字，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组织结构，父亲在信中向毛泽东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父亲和母亲计划尽早组织一整队赴俄工作，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名青年男女常驻俄国工作，国内赴俄国困难，希望毛泽东先鼓动更多人来法国。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

经济拮据，烧几张废纸取暖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全家三口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我的出生给双亲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为了纪念他们在蒙达尼的结合，父母特地给我取名妮妮。

在那白色恐怖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

有一次，党中央要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阿姨送一包资料给我母亲。她找到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爬上一个狭窄的空气很不好的简陋小阁楼，看到母亲穿着一身朴素的白布满襟衣和青布裙，一个女学生的装扮，正在忙着给刚生下才一个月的我换尿布。王会悟呆呆地望着，“向先生！”王阿姨话一出口，就被母亲打断了：“莫要叫先生，我比你大不了多少，我们就姊妹相称吧。”

那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有一个编辑。父亲常常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因赶印刷出版日期，他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太疲倦了，连鞋子都不脱，和衣躺在床上睡一会，一醒来又起来工作。有时哮喘病发作，气喘得像拉风箱，也不肯放下工作。到了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又埋头编稿。

1927年3月，母亲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担任了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前夕，母亲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每天要去开会，组织宣传活动，发动民众。回来后，总是十分疲乏，有气无力地坐下来。到了中午，趁没有来访者的时候，她就在地上铺几张报纸，和衣躺着休息一会。宣传部的工作非常忙，有时中央妇委还到这里来开会，找母亲谈工作、谈思想的人很多。在开会和接待时，尽管她十分疲倦，却总表现得精神爽朗，毫无倦容，特别是对来访者，总是不嫌麻烦，耐心地听取来人的意见，并热情地帮助她们。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后，武汉形势日趋严峻。母亲经常亲自到工人家里去做动员，说服工人不要消极灰心，革命终究会胜利的。那段时期，她早出晚归，常常在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边吃边跑，赶到会场，上台就讲话发言了。一双大眼睛更加深陷，可她毫不顾及，也不顾同志们的劝阻，每天照样早出晚归。有人看到母亲眼睛深陷，瘦弱不堪，想办法弄来一袋奶粉，她却送给了别的患病的同志。

1927年底，武汉年关暴动败露，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母亲不顾个人安危，与省委工运部的女同志张金保一起，坚守在设于工人家中的接头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组织人员疏散隐蔽。

(阅读全文,请联系《天天新报》副刊部) 

○摘自《我的父辈·英烈篇》 

张黎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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