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的三次婚姻

【类型】报纸

【篇名】毛泽民的三次婚姻

【简介】 + 毛泽民 + 王淑兰 + 钱希均 + 朱旦华 坚忍豁达  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民运动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的工作。临行前，一向憨厚老实的毛泽民作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09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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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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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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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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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旦华 坚忍豁达

 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25年6月初，正在韶山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农民运动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往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的工作。临行前，一向憨厚老实的毛泽民作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与相濡以沫12年的结发妻子王淑兰离婚。

王淑兰是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因母亲文七妹常年身体多病，这么大的一个家需要有个能干的儿媳操持家务，尽管长子毛泽东还没有成家，毛顺生夫妇还是先为17岁的二儿子毛泽民完婚，将王淑兰娶回了家。毛泽民在毛家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四，按当地风俗习惯，王淑兰被本家和韶山的乡亲们称为“四嫂”。

王淑兰与毛泽民同年。她性格开朗、泼辣，说起话来快言快语。自打她来到上屋场，家里就充满了生气，整日里笑声不断。每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收拾房间，打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养鸡，房前房后，屋里屋外忙个不停。婆婆常年卧病在床，她端茶送饭，洗衣擦身，照顾得周到细微。她与邻里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毛泽民成家后，毛家开始走向兴旺。父亲外出跑买卖，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

勤劳、善良的共同本性，营造一个富裕殷实的小康之家的美好愿望，使毛泽民和王淑兰两颗朴实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别看王淑兰是个地道的农村小脚妇女，不识字，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她开通豁达。每当大哥毛泽东从省城回来，总是要给家人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情，王淑兰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1925-年初，毛泽东和毛泽民一起回到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王淑兰也加入到革命的行列。大嫂杨开慧有文化，参加革命早，懂的革命道理多，王淑兰就虚心向她求教，学习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王淑兰在韶山群众基础好，又能说会道，在走村串户发动妇女群众的具体工作上，杨开慧格外倚重她。经过两妯娌的共同努力，韶山冲的妇女们也行动起来。她们和男人们一样，进宗祠，上夜校，加入秘密农会，在韶山冲顶起了半边天。

这样一个贤惠孝顺、通情达理、向往革命的好媳妇，毛泽民为什么要与她离婚呢？莫非他进了省城，生活在一群读书人中间，思想感情起了变化？走出韶山冲，投入工农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使毛泽民真正体味到毛泽东所说的“去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及大多数人的工作”的真正含义，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要掉脑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刚刚兴起，工农大众的力量较之反动派还显得十分弱小。1923年发生在北方重镇郑州的“二七惨案”和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都强烈地震撼着毛泽民的心。眼下，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一场殊死搏斗就在眼前！毛泽民心里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只能在极度危险中度过。妻子是个小脚，不可能跟随自己在外面奔波闯荡，留在家里危险更大。经过深思熟虑，毛泽民痛下决心，作出不容反悔的郑重决定。

就在那个晚上，毛泽民坐在小油灯下，像往常一样和王淑兰拉了一会儿家常，嘱咐一些家里的事情。

他说：“远志娘，我要走了。长沙最近发生了血案。停在湘江的日本军舰向游行示威的中国群众开炮 ，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党派我去长沙工作。我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很难说……你跑不得路，不能跟我一起出去，就住在家里吧……我给你留些钱，做生活费，你要把女儿带好啊……”王淑兰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直到最后，毛泽民才说：“我考虑了很久，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我俩还是离婚吧……”“离婚？”这对一个传统农村妇女来说是多么残酷！在宗祠，在家族，又意味着什么？霎时间，王淑兰眼前一片漆黑。

王淑兰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片刻沉寂之后，她抬起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在微弱的灯光下，他那张朴实的脸庞是那样坦诚，那样刚毅。王淑兰深知泽民的为人，此时此刻，他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王淑兰爽快地对毛泽民说：“我生是毛家的人，死是毛家的鬼。你就放心地出去干革命吧，我会把远志带好的。”

十四年风雨同舟

第二任妻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

1926年夏日的一天，毛泽民正在上海培德里中央发行部机关聚精会神地工作 ，只听房门被轻轻敲了两下。他抬头一看 ，一个圆圆的脸、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站在门口。

毛泽民微笑着站起身来：“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是钱希均同志？”钱希均爽快地点了点头。

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时。出版发行部的任务相当繁重。钱希均到来时，部里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不仅要承担出版发行工作，还要加印和组织调运大量图书，满足广大群众渴望阅读 进步书籍的需要。钱希均担任交通工作，经常要到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取稿件或送清样，还经常出入基层交通站。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使这位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日渐成熟起来。

这年年底，毛泽民和钱希均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他们住机关，除组织上发给的每月每人15元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

这些钱包括租房、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钱就更少了。毛泽民每月还要攒下一些钱，寄给在长沙乡下的大嫂杨开慧和三个侄子，有时还要寄钱给在唐家(土乇)的舅父母。

毛泽民在生活上很节省。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吃阳春面与他老板的身份很不相称，街上到处都是“包打听”。每当这时，他就有意拍拍自己的肚皮，用生硬的上海话说：“阿拉屋里厢油水老大，在外面吃碗阳春面，清清 肠胃，倒也满惬意的。”1926年至1931年，6年时间里，钱希均跟随毛泽民出生入死，创建并扩大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甩掉身后的“尾巴”，她经常要多走很多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929年夏天，20多个“包打听”突然闯进协新印刷所，进行大搜查。正是出外办事的钱希均及时发现了情况，立即向中央特科作了报告。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使这场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1931年初夏，上海党中央领导层连续出现叛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毛泽民和钱希均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这年秋天，他们来到红都瑞金。钱希均终于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大哥毛泽东。初到瑞金时，他们夫妻与大哥、大嫂住在一起，兄弟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则与大嫂贺子珍亲如姐妹。长期在白区秘密环境中工作的钱希均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就连走路都带着歌声和笑声。从这时到红军长征，钱希均一直担任《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钱希均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被编在中央纵队。长征初期，钱希均在干部休养连任政治干事，后来，任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她要组织雇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还要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宣传抗日。虽然她和毛泽民同在中央纵队，却不在一起行军，会面时，相互打个招呼，以示鼓励。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在12天内完成发行和回收“红军票”的工作。那段时间，钱希均总能见到毛泽民忙碌的身影，却难得有机会和他说上半句话。

1938年2月，毛泽民在赴苏联学习、治病途中，被留在新疆工作，成为盛世才政府的高级官员。钱希均被党组织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他们的生活较之过去安定了许多，可夫妻感情却走到了尽头。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磨砺的钱希均，性格倔强、执拗，她跟毛泽民提出分手也许是赌气，但性格耿直的毛泽民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直率的，他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放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也从来不会勉强和迁就对方。

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邓发做媒

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

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的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她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秀霞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了延安，考入陕北公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达迪化后，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又被增补为新疆省政务委员。在从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华，以后这个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上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八办”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

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的订婚仪式！”说完，他向毛泽民和朱旦华诡谲地挤了一下眼睛。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年轻人甚至高兴地欢呼起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

他和朱旦华的婚事也进入议程。他们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那时，新疆督办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高级官员办喜事，都要提前一个月给属下发请帖，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礼金，还要动用公款大宴3天。省财政厅长是省府的高级幕僚，还是一省之“财神爷”。按照盛世才的旧传统，“财神爷”办婚礼，可要兴师动众的。

然而，毛泽民结婚既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也没有向属下发请帖，更没有克扣人家的薪水。参加婚礼的宾客一律以茶水招待。

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姑娘们围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赞歌，跳起欢快的维族舞蹈。

婚后，毛泽民和朱旦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民依然早出晚归，每天晚饭后，还要起草文件，或审阅各种报告和报表，经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华怀孕了。她仍旧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自己分心。

看着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毛泽民对她也更加体贴。他们的住地离迪化女中比较远，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很难走。每当这时，毛泽民都让马车送朱旦华去学校，自己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远新”。“远”是韶山毛家的字辈牒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新疆的纪念，以及任重道远，革故鼎新的希冀。

朱旦华的产假刚过，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又为抗日宣传、募捐忙碌起来。她找到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等当时在新疆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力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话剧团，排练演出《朔风》、《妇女解放二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著名剧目。通过不辞辛劳的巡回义演，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软禁在满城邱公馆。朱旦华和1岁半的儿子也随毛泽民一起被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刘公馆。

1943年2月7日那个漆黑的深夜，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监狱。临别前，刚满2周岁的儿子睡得正香，毛泽民走到小床旁，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为他盖好被子，然后转过身来，把满面泪水的朱旦华搂在怀里，用那双温暖的大手在妻子娇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坚强些，带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双眼怒视着等候在门口的特务们，从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王淑兰、钱希均、朱旦华3位革命女性，3种不同的人生经历，3份真诚的爱情与毛泽民的光辉人生交织在一起，奏出了悲壮的婚姻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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