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

【类型】报纸

【篇名】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

【简介】 延安时的江青和上海时的蓝苹判若两人，她穿着一件白色粗布对襟衬衫，没有任何样式，仅是腰际间左右两边用细带分别紧了紧，穿在身上很贴身，下面她穿着黑裤，黑白分明，更显得她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江青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含蓄一笑说：“我认识你，你原来姓姚，在上海我们见过面。你邀我一起来延安，对吗？” 江青具有很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170

【正文】

延安时的江青和上海时的蓝苹判若两人，她穿着一件白色粗布对襟衬衫，没有任何样式，仅是腰际间左右两边用细带分别紧了紧，穿在身上很贴身，下面她穿着黑裤，黑白分明，更显得她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江青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含蓄一笑说：“我认识你，你原来姓姚，在上海我们见过面。你邀我一起来延安，对吗？”

江青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八年过去了，岁月的留痕、牢狱的创伤、姓名的更改，我和当年不能比，可她不仅一眼认出来，还清楚地记得姓氏，当时我还是有几分感动的。这天江青说，1937年我走后，她想到应该早点来延安，便停下治疗急忙赶到西安，找到上海认识的地下党员徐明清。徐明清当时担任中共西安妇委书记。通过徐明清介绍她找到八办，通过博古等人的审查，8月下旬就到延安了。

“捷足者先登，比我到得还早。”我笑着说，毛主席和江青都笑了。

毛远新和李讷手牵手到树下玩去了，江青不放心地跟着前去。

毛主席亲切地问了问我们在党校的生活情况，问这问那，就是没有谈一句毛泽民。

人呀，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心底也怕“泽民”话题引起他哥哥伤怀啊！

月亮升到高空，那年是闰六月，十六的月亮月华如水。月光下，我突然看到毛主席大眼睛含满了一眶泪水，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了，可又害怕影响主席太伤感，用力地调整情绪，拉着远新说：“大伯忙，以后再来看大伯、伯妈。跟李讷姐姐再见。”

毛主席双手一摸再摸远新的脑袋，不停地说“再来再来！”

笔者：回到延安，毛远新和您住在一起？

朱旦华：从毛主席窑洞回来，远新开始吃住在中央托儿所，最初叫洛杉矶幼儿园，是美国洛杉矶华侨捐助修建的，条件比较好，老师非常尽责，远新很喜欢那儿。星期天才回来。

我一个人住在中央妇委。中央妇委和中宣部紧邻，在一条沟里。

记得是个星期天，我在门口晒衣服，一个高个青年笑眯眯地来在跟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婶娘，我是岸英。”毛岸英？毛主席的长子！听说毛岸英1946年1月从苏联回国，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毛主席叫他先跟着当地劳模吴有耕学习种田，到农村去了。毛主席对岸英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在中国农村这个大学还没有毕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你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毛主席这段话在延安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毛岸英英眉秀目，不好意思地说，“婶婶，我想请您教我缝被子，好不好？”

“好啊！”我转身进屋从毛泽民留下的皮箱里拿出针线，来到隔了几个院子的毛岸英宿舍。

毛岸英住处再朴实不过了。一张木制的单人床，床头摞着书，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桌子，上面俄文中文的书，铺了一桌子，桌上还放有一盏煤油灯。桌上引起人注意的是一个盛水的玻璃杯，杯里插着一根细枝条。毛岸英笑着解释：“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湖南板仓到处都是粉红色的杜鹃花。延安没有，枝绿花红，也是一种印记。”

拨动毛岸英心灵深处的杜鹃花意味太深刻了。这孩子念旧、心细，情感也丰富。我一边打开被褥教毛岸英缝被，一边拉着家常。毛岸英对二叔毛泽民记忆非常深刻。他说：“我妈妈牺牲的第二年，一过完春节，舅妈接到地下党转来二叔的信，要我们三兄弟按信中说的时间、地点到上海。舅妈借了路费，收拾简单行李，带我们从粤汉铁路白水车站上车到汉口，登上去上海的大火轮 （解放前称大轮船叫大火轮）。睡统舱到达上海，按信上约定找到‘天生祥酒行’地下联络站。晚上上灯的时候，二叔来了。我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岸青、岸龙那时还小，只会哭。二叔声音哽咽了，拉着我的手一颤一颤的，‘好孩子，不要哭，革命是要死人的啊！坚强些，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为妈妈报仇！为穷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为妈妈报仇，为穷人报仇！’二叔告诉我爸爸已托人带信，要我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当晚，二叔亲自安排我们住进了附近大安旅馆。过了几天，又把我们送去大同幼稚园。不久顾顺章叛变。党通知二叔转往香港工作。临走前，二叔通过地下交通约定了时间，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到了法国公园。那是我们和二叔最后一次见面。二叔告诉我们，他要出远门了，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不能来看我们。要我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要照顾好弟弟。到上海后，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拿了出来，要二叔一定想法转给爸爸。二叔沉重地点点头，说：‘以前的信不好转，这次一定把信转给你爸爸。’这封信，二叔从香港到瑞金后，亲自给了父亲。我从苏联回延安后，父亲多次提起二叔对我们兄弟的关心。我永远忘不了二叔在上海说的话，革命是要死人的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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