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

【类型】报纸

【篇名】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

【简介】 “你不走，也不行！”两人架起了女灾民。 “我待会儿走行不行？等孩子大大（父亲）回来好不好？”女灾民声音低了下来。 “不行！ ” 望着女灾民手足无措的样子，一位穿着很朴素的男人过来帮她说话：“你们这就不对了。这位女社员已同意回安徽，你们应该等她的男人回来再做统一安排，不能这样强迫命令。 ”这位同志也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170

【正文】

“你不走，也不行！”两人架起了女灾民。

“我待会儿走行不行？等孩子大大（父亲）回来好不好？”女灾民声音低了下来。

“不行！ ”

望着女灾民手足无措的样子，一位穿着很朴素的男人过来帮她说话：“你们这就不对了。这位女社员已同意回安徽，你们应该等她的男人回来再做统一安排，不能这样强迫命令。 ”这位同志也说的安徽话，听上去是皖北口音。

不知道是“强迫命令”几个字刺激了他们，还是街头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叫他们受不了，这两个人侧过头来，吼道：“你是谁，怎么帮盲流说话，再说，我们把你当盲流一起抓，送回安徽去！ ”

“就是你们这些人瞎搞乱搞，拼命报假高产指标，好受表扬提拔，苦了社员，别人讨口饭吃，还不让，怕破坏了你们的形象，你们作假，假到什么地步了！ ”

“你是什么人，竟敢诬蔑我们基层干部！诬蔑大跃进！把他抓起来！ ”

“他也是一口安徽话，也是盲流，是盲流的总头目，抓起来！ ”几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这位男同志和女社员强行押入“盲流”队伍，准备强行遣送回皖。

这位男同志哭笑不得，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说他是江西九江专区副专员，来南昌开会的。一听他这样说，遣送人员叫他拿出证件，该同志恰恰没有带在身上。 “这是冒充，盲流竟敢冒充副专员，罪加一等！ ”但街头上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位男同志的话，他的话虽然没有几句，但那种正义感和政策水平很有分量。穿着虽朴素，和普通市民一样出现街头巷尾，但大胆说话，仗义执言，这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员的干部形象。

这位男同志还是被那些抓盲流的人带走了。临走时，他说：“这样也好，我正好去和你们领导交换一下遣返问题。 ”

街头一下子平静下来。上班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有关部门得知，九江地区副专员同志已经放回。但那两个抓人者“五风”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很深。

笔者：从这件事中，您想到什么？

朱旦华：最直接的印象，有的基层甚至中上层确实存在哄上压下，造成领导作风 “指标化”、“形式化”，“大跃进”时期“五风”之所以刮起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是中国官文化官意识的基础？ 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些人为了继续巩固领导地位，又摇身一变，将中央正确的政策错误执行，人为地加速向反右蔓延，加重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天灾人祸”与这些人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都有关。改革开放后，总结“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这种类型的人又反过来，简单化有的甚至人为地把所有错误都归到毛主席那里。这种忽“左”忽右的一贯正确，反映了党内思想战线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甚至反映了党内个别干部人品素质存在问题。

但在那几年自然灾害中，由于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保证，从全国来看，那些不良干部的影响倒是比较有限。经济形势迅速好转，江西没有饿死人，粮食不断地无偿地支援兄弟省份。上海市委一位副书记长期坐镇南昌市，每月组织两个车皮粮食直发沪地以救急。那时候全国一盘棋，共渡难关，社会比较安定。绝大多数农村坚持集体经济，到1962年下半年粮食终于完全走出最困难时候。走出“天灾人祸”的成功经验，今天要认真研究。要两分法，对历史负责。

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关于1959年安徽 “灾荒”的一段回忆：

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但是，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对实际存在的粮荒根本不相信。省委把这一分析报告中央，毛主席说：“现在看来，征购是多了一些，群众有意见。群众把粮食藏起来，是自卫。 ”实际上，哪来的这样“自卫”啊，群众根本无粮可藏。

7月4日下乡前，我找省粮食厅厅长丁之，问他无为县上报1958年产量究竟多少，他告诉我十三亿斤，但至今只上交征购三亿斤……

晚上，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汇报；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 ” 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 ”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 ”他说：“不过万把人。 ”我说：“收了这么多粮，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 ”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我和白犁平、夏云商量分工。他们到西乡开城区去调查，我到陡沟区调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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