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4）

【类型】报纸

【篇名】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问录（4）

【简介】 朱旦华：杜重远被宣判那天，上海新闻界和各方代表都赶到了。整个法庭被挤得满满的，不少人庭内站不下，站在庭外也不愿离开。我踮着脚和务本女中几个老师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杜重远的律师，一位年轻小伙子在庭内大声辩护，“本人查阅外国杂志，对日本天皇的言论，超过《新生》周刊的多得很，没有一例被本国判罪，也没有一例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170

【正文】

朱旦华：杜重远被宣判那天，上海新闻界和各方代表都赶到了。整个法庭被挤得满满的，不少人庭内站不下，站在庭外也不愿离开。我踮着脚和务本女中几个老师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杜重远的律师，一位年轻小伙子在庭内大声辩护，“本人查阅外国杂志，对日本天皇的言论，超过《新生》周刊的多得很，没有一例被本国判罪，也没有一例被日本指控。”杜重远当年三十多岁，一口东北话，大声喝喊：“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法庭内外，旁听的民众呼起了救亡口号，“抗日无罪，救国有理！”

这天，我第一次见到杜重远先生，他疾恶如仇高大硬朗的形象，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不到五年后我第二次看见杜重远先生，竟然在新疆，当然那是后话。

杜重远被判刑后，上海各界组织了 “新生事件后援会”，上海律师公会发表了“呈请司法院予以纠正”的公告。东北军将士络绎不绝前来上海慰问，几乎踏坏了监狱的门槛。1936年 9月，杜重远一出狱，前往东北军集中“客居”的西安，继续履行宣传抗日的职责。

笔者：在杜重远《新生》周刊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武力的要挟下，与侵略者签订了两个条约：一个是6月9日何应钦、日本梅津美治郎签字的《何梅协定》，另一个是察哈尔省新省长秦德纯和日本土肥原6月27日签订的 《秦土协定》，中国又丧失了察哈尔省的主权。日本遂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这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上海各界奋起支援，游行、示威、成立救国会。

朱旦华：上海务本女中打起了头阵。褚志元多次邀集我、李万新、王平到她宿舍去，学习时政和共产党《八一宣言》。告知红军长征已到达延安。褚志元提议成立女中“救国歌咏队”。李万新天生有副好歌喉，唱起救亡歌曲如诉如泣，她先教几个老师唱，老师再教学生唱，很快在务本女中组织了几支救国歌咏队。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救国团体在市总商会礼堂开会，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四周年，同时成立全市统一的“上海各界救国会”。会后，两万余人从会场一直游行到宝山庙行，公祭一·二八烈士。务本女中歌咏队走在队伍中，我带头唱，沿途用歌声激动地向人们宣传抗日救国真理。

我们大声齐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又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青年进行曲》——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再唱野青作词、吕骥作曲的《中华民族不会亡》——

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国难当头，不分党派齐奋斗！

暴日欺凌，男女老少齐抵抗！……

马路上挤满了人，有拄着拐杖的老阿婆，有站在黄包车上观看的人力车夫，有抱着孩子的阿嫂，有云集上海的外地难民。王平，高个长腿跑前跑后，她涨红脸对我说：“你听，市民们都跟着我们在一起唱！”歌声越来越大，很快响遍了一条街，响遍了半边天。

那天师生们很晚才回到学校。一个个嗓子都唱哑了，谁也不顾及吃饭，兴奋得很。我们几个人叽叽喳喳聚到一起，议论怎样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宣传和鼓动劳苦大众，齐心抗日。最后决定利用星期天，大家分别带着歌咏小分队下乡去。

说干就干。“一二·九”运动后，星期天、寒暑假，务本女中救国歌咏队曾去宝山、闸北、嘉定等地。每到一地，总是先到当地中小学校，用歌声教会当地学生，再和他们一起去附近乡镇宣传抗日。有时采取演讲的形式、有时又以唱歌、演戏的方法，向周边工人、农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从小就是一个木讷的人，嗓子也不太好，很少在人多场合大声说话。可唱抗日歌曲，鼓动大家起来抗日，激情满怀。每次宣传，都感到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唱起歌来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女子的娇羞、知识分子的矜持，一切束缚都丢掉了。

《枪口对外》也是我们经常唱的歌曲：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1936年盛夏，我带着歌咏小分队，唱着《枪口对外》从乡下回来，在校门口碰见教导主任，她看到我一身泥一身汗，工作多年了，脚上连一双皮鞋都没有，心疼地埋怨说：“唉，你轧朋友不起劲，宣传抗日连魂都丢进去了。”教导主任这回拿准了脉，抗日宣传，使我在茫茫大海中看见新的航标灯。那时候，务本女中的褚志元、李万新、王平和我一个样，“宣传抗日”已经成为我们闺阁生活的全部。不久，听说上海地下党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令人鼓舞又吃惊的评价。褚志元悄悄对我说：“党组织表扬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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