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与日本当局交锋

【类型】报纸

【篇名】林育英与日本当局交锋

【简介】 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集体为林育英抬棺送殡。资料图片 林育英（1897～1942年），字祚培，曾化名李福生、张浩、林仲丹、陈子真、张春山等。他是林彪的堂兄，中共早期革命家，知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因为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1567

【正文】

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集体为林育英抬棺送殡。资料图片

林育英（1897～1942年），字祚培，曾化名李福生、张浩、林仲丹、陈子真、张春山等。他是林彪的堂兄，中共早期革命家，知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因为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就是林育英！

中共满洲省委要员 在抚顺遭日本警察逮捕

1930年11月，林育英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职委书记兼全满铁总办事处书记。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抚顺的工作高度重视，在《满州省委工作计划1929年8月半—9月末》中强调“省委员会其活动的第一目标是致于职工运动，以哈尔滨、大连、奉天、抚顺为四大工作中心”。 抚顺的工运工作被作为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因为抚顺有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矿，即日本满铁附属地抚顺煤矿，那里有数万中国工人饱受着日本当局的剥削和压榨，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

1930年11月9日，林育英化名陈子真，悄悄地从奉天（今沈阳）乘火车赶到抚顺。下车出站后，他白天便去视察各采矿区，晚上和抚顺地下组织成员秘密相聚集会，探讨今后工作的方略。

11月11日清晨6时15分，林育英在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赵金山的护送下，乘抚顺站发出的列车离抚回奉。可是在列车到达深井子车站时，突然日本的特高警察（日本警视厅设立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出现在他的面前，要求他下车，并将他带到了日本警察的派出所。

对于日本特高警察的审问，林育英一言不发。虽然特高警察从他的衣服、帽子里搜出中共的文件和名单等所谓“物证”，但他对自己的活动是缄口不言，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特高警察断定他是中共的重要人物，随即将他带回日本抚顺警察署。

日本特高警察广布眼线严密监视大肆逮捕

为何他惨遭逮捕呢？战后日本的解密档案为人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日本抚顺警察署1929年8月30日逮捕了张贯一（即杨靖宇）等11名中共党人之后，日本当局认为“抚顺拥有众多的华工，仍然是最适合共产主义宣传的好地方，不难预测中共已着手第二阶段的组织建设”。因此日本抚顺警察署负责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的特高警察，对抚顺煤矿丝毫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内侦暗查。

1930年4月以后，在抚顺矿区等地两次出现中共地下党散布的革命传单，震骇了日本当局。日本抚顺警方认识到中共党人依然潜在当地，因此日本抚顺特高警察不顾昼夜，密查中共党人潜伏所在。

8月初，探知到在抚顺矿区存在红色工会这一秘密结社，日本警察便极力搜查，可中共党员潜水式的秘密行动，难以发现。在10月末，日本特高警察探索到抚顺存在秘密红色工会的一点线索，经密探得知近期可能有重要人物去抚巡视工作，便加强了对车站、旅馆等地方的监视活动。11月9日，在抚顺车站的日本密探看到有一个“举动可疑的人”从抚顺车站下车，通过观测其行动，发现他有白天视察各采矿区、夜间和数名工人相聚密谈等可疑点，这一情形让特高机关“非常兴奋”，认定对抚顺中共党人的侦破有了重大推进，“以此来看，他一定是我警方自4月以来苦心搜寻的共产党”。在严密的监视下，发现他在11日清晨在一名工人的送行下，乘列车离抚，日本抚顺特高警察横畑等便随之尾行跟踪，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林育英被捕的一幕。

在抚顺警察署内，特高警察们将详情报告给日人署长，并在署长室召开了秘密会议，部署了行动。警察署的岩崎高等带领警察在晚上8时许，包围了所探知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所在地，逮捕了满洲省委特派员李得禄、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兼联络员赵金山、支部共产党员赵金发，并在赵金山家中搜出共产主义宣传信件、宣传传单、各机关的通告、工会决议文等被日本警察视为证据的物品。是夜，在得到张学良抚顺当局“司法部门”及外勤人员的援助下，于11时开始进入第二逮捕阶段，各路分乘汽车，继续大肆抓捕所存人员。到翌日清晨7时，逮捕抚顺支部委员李贺年等14人。结果到16日，又逮捕多名中国矿工，此次行动合计共29人遭到逮捕，其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5人。

对自己身份守口如瓶难阻满洲省委文件遭截取

面对日本警察的审问，林育英表现得很冷静，他回答自己的名字叫张春山，34岁，湖北夏口县人，曾在武昌上海方面的纺织物公司里的职员，去年在上海恒丰纺织厂在职时，加入总工会，8月被派遣去任中华总工会满洲代表以来，驻在奉天，致力于工人运动。可是日本警察经过的调查得知他“原名”是陈子真，虽然他说自己是工会人员，但日本特高警察认为他有相当的才能，是个人物。可是无论日本警察如何“审问”，林育英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始终守口如瓶。日本警察虽怀疑他可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成员，可是在林育英面前却显得万般无奈。

日本特高警察通过对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组织的调查和没收的资料判断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军阀、中国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工农政府。因而满洲省委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满洲扩展势力”。并得知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是经上级被捕中共党人等人协议组建的，为奉天的满洲省委直属，在成立的同时赵金山被选为书记兼联络员、李贺年为委员、李得禄担任指导员。抚顺支部为了完成使命，四处奔走，召集会员，扩展组织。日本警察惊叹抚顺支部人员之间的行动极为机密巧妙，通信交通等难以查知，从没收的证据书籍中罗列了令日人战栗的计划，而且一部分机密资料不用化学药水难以检查出来，可见相当周密。

满洲省委得知林育英在抚顺被捕后，立即作了一些部署。其中一项就是满洲省委感到面临危险，下发了转移现所保存文件的命令。当时省委的一些文件存放于奉天大北门外文书科科长张世杰处，而执行此密令转移这些文件的则是一位满洲特科成员朝鲜族年轻党员郑昞淳。

1930年11月19日，提着装满满洲省委文件箱子的郑昞淳，在奉天城大北门外被东北当局警察逮捕。因他是朝鲜人，11月25日由东北当局引渡给日驻奉总领事馆警察署。他在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自述了中共的纲领、党章及运动方针、满洲中共分布状况、满洲省委组织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机关分布状况、中共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满洲以外的分布状况。现有资料难以表明有关这位郑昞淳的被捕是否招致满洲省委党组织的破坏。1931年6月24日，郑昞淳在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内被日本人审判。这次逮捕事件致使满洲省委大量文件、文献被日、东北当局所获取。

被判刑五年 后缴300元赎金出狱

日本警察当局其后又是如何处理林育英等人呢？日本警察审问“陈子真” 等人之后，在12月24日，日本抚顺警察署将“陈子真”等24名被捕人员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

而“陈子真”等人被“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后，经抚顺县法院所谓审理后，判为“全员有罪”，于1931年1月17日将全员送至东北张学良当局的辽宁高等法院。

3月14日，当时的辽宁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审判长杨士庸，法官周鸿俊，法官严永恩和书记官陈鹤年组成的法庭上，检察官陈士杰陈述“陈子真”：“中共党员，民国19年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后由同会总部任其为满洲办事处代表而赴满洲，并去抚顺和抚顺煤矿职工赵金山一同以搅乱民国为目的，组织抚顺煤矿工会，积极劝诱工人入会。并在11月10日万达屋华工街的同工会会员刘荣芝家中秘密集会。”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林育英完全否认自己是中共党人，其他人在法庭上也都相应坚决否认在抚顺组织煤矿组织工会和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

被起诉的安克臣等19人在林育英的影响下，全部矢口否认加入工会，强调虽然从日本警察署的引渡书中记载入会的时间，但参加集会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只是在“陈子真”携带的名单里记载在刘荣芝家中集会的事实。而李德禄又证明“该集会只是研究可否要求提高工资问题，不是危害民国目的集会”。经过众人的抗争，法院不得已“以证据不充分”为由释放了安克臣等19人。

可是审判官陈述说：“依据抚顺公安局的送来的日本抚顺警察署的纪录，陈子真即张春山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代表而派遣来满洲，在9，10日两日潜在赵金山家，后在刘荣芝家中集合密会”，“日本警察引渡的资料记载表明：李贺年、刘荣芝、马德水、赵守木等秘密集会，会员的姓名都历然在目。在赵金山家发现《告抚顺工友们》、《抚顺特别支部》等共产主义宣传物。如非共产组织及工会成员，为何能在家中保有此等共产重要资料。”

于是张学良东北政府的辽宁高等法院在列举证据事实 后，判决陈子真（林育英）和赵金山有期徒刑五年 ，对李贺年、刘荣芝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对李德禄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法院并以徒刑确定前拘留日数二日来换算徒刑一日。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的林育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无结果，被久禁囹圄。

1932年1月，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日本当局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特别是对“9·18”之前按国民党刑法判刑的人可以出钱赎人。中共抓紧时机，让满洲省委的徐克峻以家属名义，用300大洋作为赎金，将林育英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1942年3月6日，身患重病的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并题写了墓碑和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摘编自哈尔滨《世纪桥》

丁伟 高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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