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工人运动杰出领袖

【类型】报纸

【篇名】李立三：工人运动杰出领袖

【作者】 李明

【简介】 １９５０年，劳动部长李立三(右一)与工商界人士座谈。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 １９４６年１月从苏联回国前李立三与李莎及女儿合影。 李立三 ■ 深圳报业集团驻穗记者 李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0842

【正文】

１９５０年，劳动部长李立三(右一)与工商界人士座谈。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

１９４６年１月从苏联回国前李立三与李莎及女儿合影。

李立三

■ 深圳报业集团驻穗记者 李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不知其详。“左”的年代，一提到李立三，往往只知道他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清楚李立三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李立三是中国工运的早期领导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领导并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而李立三就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广东省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周驷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李立三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期间最令人瞩目的经历主要是为广州起义收拾残局和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组织领导等。在４个多月时间中，李立三两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广东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

从莫斯科归来广州

广州市越秀南路是一条老街，马路两旁的旧房子刻满岁月的痕迹，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发生过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因为要修筑地铁六号线，熙熙攘攘的街巷成了大工地。喧哗的人声、机器的轰鸣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静静地矗立于闹市一隅，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参观者出入。这是为纪念１９２５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第一个会址而建立的纪念馆性博物馆。

在纪念馆二楼展厅，一张老照片引起了记者注意，画面上一座回廊环绕的两层圆顶建筑颇有气势。馆员黄海英说，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这个旧址现在成为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记者找到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座建筑原是清末广东咨议局，见证过许多历史大事件。辛亥革命后，广东曾在这里召开大会，宣布反清独立；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这里举行宣誓就职典礼；“１９２５年９月底，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召开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等重要会议。”

第三次全??劳动大会主席团的一名主要成员，就是李立三。１９２６年春，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的会议后，很快来到广州，加入了这次大会的组织领导行列，同邓中夏、刘少奇一起主持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５０２名，代表全国６９９个工会，１２４万余名会员，并通过赤色职工国际邀请了英、美、日等国工会代表参加。会上，李立三先后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经过》、《世界工会运动状况》、《罢工战术》等报告，并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分工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

周驷耕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了解到１９２６年５月１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有两个大背景。一是国内背景，当时上海“五卅”运动暴发以后，广东和香港为了声援，发动了国际工运史上罢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省港大罢工；二是国际背景，１９２５年，在苏联召开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来自全世界的工运领导人参加，李立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莅会。“在莫斯科，斯大林接见了李立三，中国问题在会议上受到重视。”

“１９２５年，年仅２６岁的李立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的威望，成为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引人注目的领导成员之一。”周驷耕说，李立三向大会作的几个报告，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周驷耕说，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蒋介石为了表示支持工农群众，邀请与会代表参加了在黄埔军校举行的欢迎会。不少人的发言都在吹捧蒋，唯独李立三没说一句这样的话。这个不买账的年轻共产党员，反而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来，北伐途经李立三家乡湖南醴陵时，蒋介石特别约见了李立三父亲李镜蓉，想以此来笼络对他不敬的李立三。

南下为广州起义善后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广东省委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为三大起义。但由于多种原因，起义失败。

李立三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到１９２８年５月前往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这段时间，南下为广州起义的失败收拾残局。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向记者介绍这段历史时说，１９２７年底至１９２８年初，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广东，参加省委常委会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

接受中央委派后，李立三携妻子李崇善，化装成富商到达香港。“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广州起义。他认为，起义存在准备不足与领导不力的问题，但黄平等起义负责人却持不同意见。为期５天的会议，争辩激烈，风波迭起。”曾庆榴说。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在原则上对广州起义作了肯定，总结了八条失败原因和教训。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９人还受到了追究政治责任的不同处分。省委常委会也在会议上进行了改组，由李立三任书记。

与此同时，在远隔千里之外的上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广州起义却给予很高评价。１９２８年１月３日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简称“一·三决议”），认为起义意义重大，特别是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影响深远。

对中央的这份“一·三决议”，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常委会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形成新的决议案，明确表示“……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指出“关系重大”的“不合事实”的地方多达十几处。

决议之决议出台，导致中央更为严厉地批评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所做出的“不正确结论”，并指出对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处分决定不能成立。但李立三坚持他一贯的观点，同中央的看法仍有分歧。

当时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李立三在广东的工作大为不满，责成他来沪“面谈一切”，另派邓中夏代理省委书记。在邓中夏主持下，广东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服从”的前提下提出保留意见，并有所申辩。

李立三离开后，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等４人被捕。中央得知情况后，又决定李立三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等组成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４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瘫痪中的广东省委。他还多方设法营救出邓中夏等人。

从安源走向全国

“１９２６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回过头来看，在李立三成长为杰出工运领袖的历程中，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是他在中国工运史上留下的光辉篇章。”周驷耕对记者说，要写李立三，不可不提到“安源”这个地方。

安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都是这里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安源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组织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

１９２２年９月，安源发生了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之所以被称之为“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主要是因为“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当地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一首民歌中，有句歌词是“有个能人李能至”（李立三的别名）。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李立三在这次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六公里处有一个古老煤矿，蕴藏丰富的优质煤炭，这就是安源。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局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上世纪２０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１．３万多人。因深受压迫，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

周驷耕说，当时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立三，被陈独秀派遣到湖南，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国参加革命，并特别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希望他能到安源去领导工人??动。

安源离李立三的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路，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１９２１年底，毛泽东、李立三等一行，坐火车抵达安源。很快，融入到了工人们中间。

毛泽东离开时，决定由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导一切，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留在安源的李立三，创办平民学校、成立青年团安源支部、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创建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开办工人俱乐部等，不断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给工人上课，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既讲文化知识又讲马列主义。他教“工人”二字时，把“工”、“人”两字上下连起来写成一个“天”字，寓意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作为新成立的罢工委员会总指挥，李立三全面指挥罢工斗争。经过周密的计划和部署，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零时，汽笛声声怒吼，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１．３万多工人齐声高呼“罢工！”

周驷耕从一本写李立三的传记中，看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参加罢工的工人组成了监察队，佩戴红袖章，手举小红旗，肩杠铁棒、岩尖等武器，雄赳赳地在街市和工厂附近站岗、巡查，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社会各界都很佩服这么有组织的行动。”

在工人的强大威力之下，江西督军和路矿首领，深恐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与李立三磋商复工条件。在李立三的坚持下，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出代表签订正式条约，标志着大罢工取得胜利。条约涉及十三条，主要是为工人争取权益，如“每年十二个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工头不得殴打工人”等。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不仅使党团组织得到了锻炼与发展，大大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而且在诸多方面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

李立三成为赫赫有名的工运领袖，很快从安源走向全国。

史海钩沉

红色跨国之恋

李立三一生经历过５次婚恋，其中尤以与第五位妻子李莎的跨国之恋充满传奇色彩。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是著名俄语教育家。李莎是后来李立三给她取的中国名字。

１９１４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县一个乡村的李莎，父亲是沙皇时期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当过律师。李莎和李立三一样，年纪轻轻便投身革命。上世纪９０年代，她在《我和李立三在苏联的生活》这篇回忆录中，讲述了两人共同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感叹“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李立三１９３０年在国内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由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作检查、接受批评。１９３１年８月，被安排到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

李莎正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李立三。“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恰好就是两人的真实写照。

远在苏联的李莎，对李立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小关心世界革命形势的她，从画报上认识了李立三。她看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演讲中的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台上那个穿长袍、慷慨陈词的中国人，给李莎留下深刻印象。

１９３１年，李莎在一本政??小册上看到“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１９岁那年，李莎在好朋友那里偶遇一位叫李明的中国同志。他高高的个子，一双大眼睛炯炯发光。相识后，一伙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给李莎留下不少轻松愉快的回忆。但李明到底是什么人，李莎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李明离开莫斯科后，大家谈起他，李莎才恍然大悟：李明就是李立三。“不管他是李明还是李立三，我再也见不着了。”李莎非常惆怅。

而此时李莎做梦也没想到，大她１５岁的这位中国人，后来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１９３５年６月，李立三回到莫斯科工作，与李莎重逢。两人开始单独约会，相互了解逐步加深。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李莎，包括取得的成绩、犯过的错误，连之前曾有过的几次婚姻也如实“汇报”。

刚开始交往时，李莎担心李立三在苏联呆不长，没有往结婚上考虑，但李立三一往情深猛烈追求，终于打动了李莎。几个月后，没有任何嫁妆的李莎提着一小包衣物，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笑言：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李莎永远不会忘记，从１９３６年２月起，２２岁的她和李立三开始了共同生活。在苏联的这段日子里，两人有甜蜜爱情作伴，也历尽人生的坎坷。苏联内务部（后改名“克格勃”）“肃反”时，李立三被当成外国特务被捕坐牢，李莎也因不愿与丈夫划清界线而被开除团籍。直到约两年后，李立三才走出冤狱。

１９４３年，两人的女儿英男出世。１９４５年底，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李立三，决定回国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６日，李立三踏上归程，回到阔别了１５年之久的祖国。

８个月后，李莎不顾一切带着女儿到中国与李立三团圆。１９６２年中苏关系恶化，李莎被诬告有修正主义言论。李立三专门致信周恩来，表明不会与李莎分离的决心。１９６４年，李莎为了爱情加入了中国国籍。

“文革”中，李立三、李莎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不同的地方，从此消息完全隔断，直到李立三含冤自杀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李立三去世９年后，李莎才获悉噩耗。红色跨国之恋成绝唱。

人物简介

李立三（１８９９－－１９６７）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１９１９年９月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１９３０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为党做了许多的工作。不幸的是，在“文革”中，他受到迫害，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６８岁。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这个迟到了１３年的追悼会、也就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追悼会上，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专家点评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

极不寻常的

广州起义评价之争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由于指导思想的不同，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对它的评价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曾庆榴告诉记者，广州起义酝酿、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各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对它抱有莫大的期望。但这次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在党内外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如何总结、评价这次起义，是备受各方关注的问题。”

“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李立三是对起义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持强烈批评态度一派的代表人物。”曾庆榴以１９２８年１月和２月中共广东省委的三次会议为主要观察点，参阅当时有关的材料，对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评价分歧的产生及论争的情况作了一番梳理，提出这样的看法。

“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广州起义却作了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对广州起义的评价，两种结论大相径庭？曾庆榴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是广州起义的上层决策者，亲自参加起义的则是纽曼。按照罗明纳兹、纽曼等人的意图所写的“一·三决议”，是以张扬“意义”、“影响”来掩饰失败，而且要以此为“左”倾盲动主义鼓劲和打气。

两份各自撰写、同时产生的决议案，把中共党内关于广州起义评价的分歧白热化，从广东省委的内部之争，变成广东省委与临时中央政治局之争。“这场论争在中共党史上显然是极不寻常的。”曾庆榴如是说。

对高度评价广州起义的中央“一·三决议”，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李立三，他把反击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罗明纳兹。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又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决议》，对“一·三决议”中夸大其词、虚而不实的部分，作出了“修正”。“这份‘一·一六决议’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大胆‘修正’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曾庆榴说。

“不过，李立三领导下的广东省委，虽然有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面前辩论的勇气，却强烈坚持之前对广州起义的结论，同样有失偏颇，当然也不可能达到纠偏的目的。”

１９２８年春季，是“左”倾盲动主义形成并在全党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曾庆榴指出，当时关于广州起义评价的论争，实际上是在“左”的思想指引下的一场赛跑。

多年后，李立三曾自述称：“我尽管在评价广州起义问题上与中央有分歧，但在以后的工作中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错误路线。”

中共六大开幕时，李立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对自己在广东工作期间执行盲动主义方针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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