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益藩:溥仪身边顽固守旧势力代言人

【类型】报纸

【篇名】朱益藩:溥仪身边顽固守旧势力代言人

【简介】 朱益藩。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贤达 对于溥仪来说，他的汉文老师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朱益藩始终在溥仪身边扮演着顽固守旧势力代言人的角色。很多时候，这位老师的一些行为在当时的开明人士和今天的人们看来未免有些迂腐甚至滑稽。虽然朱益藩忠诚于已被推翻的大清王朝，也热衷于为重振晚清王室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1573

【正文】

朱益藩。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贤达

对于溥仪来说，他的汉文老师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朱益藩始终在溥仪身边扮演着顽固守旧势力代言人的角色。很多时候，这位老师的一些行为在当时的开明人士和今天的人们看来未免有些迂腐甚至滑稽。虽然朱益藩忠诚于已被推翻的大清王朝，也热衷于为重振晚清王室出力，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善于权衡利弊，懂得量力而行，所以有时能在客观上起到一些进步作用，如在反对溥仪与日本合作建立伪满洲国等方面，是很值得称道的。

■甘愿做遗老，不做袁世凯的“财神爷”

辛亥革命发生之时，朱益藩因家中事务正在江西故乡。溥仪逊位的消息传来，他决心留乡隐居，甘当遗老。据溥仪研究专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朱益藩因此在老家置田建房，到1913年建起一幢新居，有房十余间，楼三楹，另有花园和藏书楼等附属建筑。“朱益藩为小楼取名‘赐书楼’，为花园取名‘定园’，他就在这里一面为母守孝，一面读书课子，兼以养花种菊。”王庆祥说，“袁世凯虽以江西财政厅长的肥缺诱他出山，但他不为所动。”

朱益藩甘做遗老，不做袁世凯“财神爷”表现出来的忠诚，让远在北京的小朝廷很是感动。1915年，紫禁城内的小朝廷多次电催朱益藩进京，让他担任逊帝溥仪的汉文师傅。朱益藩难忘“故主隆恩”，只身入京受命。直到1916年3月他才告假返籍，接来眷属，在北京东城秦老胡同赁居。同年9月24日，清宫内的“关门皇帝”颁下一道圣旨，把朱益藩与梁鼎芬一同“派在毓庆宫行走并赏朝马”，他从此有了“帝师”的正式名分。

■极力维护中国的旧道德和传统文化

王庆祥研究员认为，朱益藩在思想上对大清帝国愚忠，反对溥仪对清宫和清制的改革。1919年年初，有人考虑到溥仪将面临出国留学等前程问题，便建议让他学习英文和西方科学知识。王公大臣和溥仪的师傅们虽然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对应聘入宫的英文师傅庄士敦不甚放心。庄士敦最初给溥仪授课时，朱益藩甚至以陪伴为名跟踪监视。然而，庄士敦到底还是把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带进了清宫。

由于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在紫禁城四墙之内采取了若干除弊布新的改革措施，如裁减内务府机构和官员，遣散太监，清点皇产及宫中文物珍宝等。对此，朱益藩没有丝毫热情，他希望保护封建制度留存下来的一切，讨厌所谓西方文明。这样，在朱益藩和庄士敦之间发生论战和其他形式的正面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谈到他对朱益藩的印象：“我认识他时，他任帝师已四年。虽然他在北京社会上很有名望，但在我看来，他缺乏陈宝琛那样的个人魅力。他不会讲北京话，只能讲他自己家乡流行的‘官话’，实际上这种‘官话’仍是一种方言，与宫中讲的‘官话’颇为不同。因此，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不如和他的两位同事那样亲密。不过，我很欣赏他的坦率和真诚。他衷心拥护中国一切事物的旧秩序。他厌恶西方文化，并对此直言不讳。他虽然比陈宝琛年轻十岁，但在精神上，他却属于更为守旧陈腐的一代。他对改革毫无热情，对于紫禁城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他完全采取一种宽容的旁观态度。我曾多次努力劝说他睁开眼睛看看这些问题，正视对内务府进行整顿的迫切需要，但他始终无动于衷。甚至对不讲人道的太监制度，他也表示坚决支持。在他看来，太监制度既然是从两千年前的周朝沿袭至今的，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在20世纪的中国继续存在下去。”

■反对溥仪配眼镜，反对故宫装电话

“由于朱益藩思想趋于保守，宫中顽固守旧势力把他和陈宝琛两位师傅当做代言人，靠他们来影响溥仪，阻止一切新事物的发生、发展。”据王庆祥介绍，1921年11月上旬，由庄士敦介绍的美籍眼科医生霍华德进宫为溥仪检查眼病，并配制眼镜。朱益藩以“不合祖制”为由竭力反对，但没有成功。霍华德于11月16日再度进宫，给溥仪奉上了配制完成的眼镜，溥仪的鼻梁上从此架起了眼镜。1921年12月10日，溥仪提出在养心殿安设电话机，内务府大臣耆龄即赴醇王府商议对策，载沣嘱咐陈、朱二位师傅“相机进言”。他们的劝驾果然奏效， 溥仪取消了在养心殿安设电话的计划。几天之后，溥仪又决定游山，并派庄士敦和载泽、载涛随同前往。12月20日是行动的日子，那天凌晨，月亮还没有落下去，陈、朱二位师傅就进宫对溥仪作行前苦劝，终获采纳，溥仪传谕停止游山。当时在场的清朝遗老耆龄感慨说：“若非十余年恩谊，无此笃挚，他人虽欲进谏亦不敢如此切直，上又何能临发中止耶？”

对溥仪来说，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比几位内务府大臣更受尊重。他每日进宫不辍，不但给溥仪讲授《大学衍义》等课程，还参与机要谋划，协助溥仪清理书画和文物，参与对溥仪治病、大婚、出游、见客等事宜的策划，并受命处理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交往。连溥仪向臣下颁赐寿匾、对联，一般也由朱益藩代拟代书。

■九一八事变后反对溥仪与日本人合作

据王庆祥介绍，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乘9月20日的早班车到达天津，当即晋见溥仪。溥仪针对时局的变化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应与陈宝琛等各抒所见，以备采择，等因。”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陈曾寿、胡嗣瑗等纷纷发表意见。据9月22日《直庐日记》记载，溥仪对朱益藩的明朗态度颇有保留。他认为：“辽变事不可知，朱老师但主拒、不主迎，亦太固执。”胡嗣瑗的意见是“此时迎拒皆说不到，宜静观变化，相机筹之”，得到了溥仪的首肯。胡嗣瑗认为：“万一日军进据哈尔滨与赤俄一生纠葛，则祸变正未有艾，更不能遽谋我方行止矣。纵赤俄与日南北不相侵扰，而国内如必迫出最后通牒，情势亦与今日不同，更须沉默为是。近日外有浮言胥动，切不可少露痕迹。”溥仪对此极表赞同，“所虑甚是，我总以沉静为主，随时措注可也”。

此后一个时期内，日本关东军先后派出上角利一和土肥原等来津劝诱溥仪，使其内心渐生出关的意向。朱益藩看在眼里，十分恳切地开导其弟子说：“闻得我正与日方共谋建立满洲政权，臣愚以为这一措施似乎欠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在甲午中日之战时就暴露无遗，举国皆知，而今又制造‘九一八事变’，侵略我东北三省，鱼肉乡民，举国同愤，皆欲一致抗日，奈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日本合作，共谋建立所谓满洲国政权，寄居他人篱下讨生活，甘当傀儡耶？凡事都要头脑清醒，冷静思考。为人子孙者，意图恢复祖宗旧业，志固可嘉，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势之所趋。试问我们现在两手空空，何所凭借？依仗日本之势力果可靠乎？出此下策，不过徒令一些别有用心者，得以窥测我们的意图，用来作为勾结日方之资本，坐令日本借此招牌，作为侵华的桥头堡，以遂其侵吞中华之野心，使国家民族蒙受莫大损害。此事万万不可为，伏祈慎重考虑之。”

遗憾的是溥仪当时并没有慎重考虑朱益藩的意见，终于在1931年11月10日，背着陈、朱二位师傅，悄悄地出关而去，走上了背叛祖国之路。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两次电召朱师傅，他均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由而力辞不赴。

朱益藩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人，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绝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

从朱益藩的一生来看，“但主拒，不主迎”显然是他最睿智的决断，反映了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和气节，这是其他趋利弃义、“伴龙”投敌的王公遗臣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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