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

【类型】报纸

【篇名】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

【简介】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由于个人野心膨胀，他曾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1648

【正文】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由于个人野心膨胀，他曾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的走狗”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遵从毛泽东的叮嘱“祭完后马上回延安”，而是选择了叛逃。

4月11日，张国焘乘坐的火车到达武汉（注：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在武汉），从此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把他当成“宝贝”。

同时，蒋介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一头雾水的张国焘在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一会面，戴笠就转达了对张国焘的任用：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即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为了使张国焘忠心卖命，戴笠吩咐手下特务，给张专腾一间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最高待遇”安排住房。

张国焘此时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要他做“走狗的走狗”。

寄人篱下的军委会中将委员

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张国焘正式加入了军统局，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少将军衔。这在军统局里不是一个小官职。因为当时在军统局里，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级，其他最多也只是少将。

张国焘也确实十分得意，由于蒋介石还给了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所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他也挺知趣，到军统局工作时，特别是去见戴笠时，大都穿着便服。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近18年，对于中共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对此，曾任军统局七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此时的张国焘不仅是戴笠的座上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下。他每次请客邀请张国焘去，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这是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据沈醉说：“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邀张参加，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军统局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中等骨干都没有和张国焘往来过。有的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军统局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

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自己家里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

---page---

策反失败

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

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旧部下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五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五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的戴笠，对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

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张国焘虽用尽办法，但仅在洛川设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延安站。这与他当初答应戴笠的又差了一大截。戴笠立刻大为光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第一，立即停止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立即撤销张国焘设立的那些“赔钱、赔人却毫无成绩”的“策反站”；第三，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优待，包括专用汽车。

训练班停了，“策反站”撤了，汽车收回了，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无计可设的“张设计员”

张国焘在军统局渐渐变成了人见人厌的“废物”，他也开始为自己的饭碗发起愁来。

一天，张国焘在街上闲逛，偶然遇上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亲信机要秘书的甘家馨。甘在大表同情心之后，问张国焘愿不愿意到中统（注：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去，他可以从中撺掇，在朱家骅那里通通气。张国焘顿时眼前一亮，有了“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经甘家馨一介绍，他立即同意调张国焘到中统，并设宴招待，并聘张国焘为“对中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顿时感激涕零。

不过，等张国焘走马上任之后，却发现中统也并非福地，这里比军统局还要复杂。他首先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局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

在安排办公室时，张国焘这个中将只得到了一张办公桌。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去找朱家骅。朱家骅一听大怒，叫来经办人臭骂一顿，才使张国焘的处境略有改善。特务们不再公开奚落他，暗地里则对他骂得更狠了。

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中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局，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逃亡台北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时，心又一下子凉了。原来，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

果然，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陵基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办起了一家《创进》周刊社，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愿望。

1948年底，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台北……

（本版文字据《世纪风采》）

【全文阅读】 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