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脱共”日期及方式

【类型】报纸

【篇名】张国焘“脱共”日期及方式

【简介】陈侃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紧张关系趋缓，抗日统一战线加快形成。从1937年清明节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员向黄帝陵致祭的同时，也邀请陕甘宁边区的中共派代表陪祭。黄帝陵坐落在延安之南中部县（今黄陵县），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素受海内外华人的敬仰，每逢清明都要举行祭陵活动。在民族危亡的非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1234

【正文】

陈侃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紧张关系趋缓，抗日统一战线加快形成。从1937年清明节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员向黄帝陵致祭的同时，也邀请陕甘宁边区的中共派代表陪祭。黄帝陵坐落在延安之南中部县（今黄陵县），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素受海内外华人的敬仰，每逢清明都要举行祭陵活动。在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国共同祭黄帝陵既是双方团结的象征，也表示出共御外侮的决心，故香火之盛异于他时。

1938年清明节祭祀，国民党中央派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为代表，中共则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陪祭。张国焘对于离开延安早有打算，如此冠冕堂皇的大好机会来临，使他窃喜不已，他颇为自得地自白：

“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1

“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1938年4月4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4月4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2

张国焘这次祭扫的随行人员有他的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合乘一辆大卡车，经甘泉、鄜县、洛川到达中部县。

对于张国焘的上述说法，张国焘的研究者们可能未查阅过其时的中共档案（也或未解密），这些研究成果似乎都继承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这里，举几本较有影响的张国焘专著为例。

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这样记述：“4月4日，扫墓一结束，他（张国焘）说到西安有事，要陪同来的人先回延安。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自己钻进国民党西北绥署主任蒋鼎文的汽车里，去了西安。”3“4月4日，祭陵以后，借口同蒋鼎文去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4

姚金果、苏杭著《张国焘传》表述为：“4月4日是清明节，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完毕后，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5

张树军所著《张国焘》记述基本相同：“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决定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黄帝陵。张国焘认为这是一个逃离陕北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4月4日，祭陵结束后，张国焘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说完便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直去西安。”6

看来张国焘“4月4日这天脱共”似乎成了“权威”的主流说法。然而事实并不尽然。

梳理下张国焘这节短短的回忆文字，其实三处失误是明显的。

第一，张国焘职务并非“边区政府主席”，而是副主席，主席是林伯渠，伍修权是边区政府秘书长，伍并没有代理过张国焘的职务。张国焘在这里略有点自我拔高，尽管张所任现职与其顶峰时的职务相比并不见显赫。伍修权如此回忆：“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7

第二，张说“每年4月4日”国民党例派大员祭扫黄帝陵亦不确。查前后几年清明节祭扫，1937年4月4日，国民党派张继与顾祝同为代表，中共陪祭为林伯渠；1938年为4月5日，祭扫情况前已述；1939年祭扫为4月6日，1940年至1941年均为4月5日。以上所述在当年的原始祭文中都有反映。

第三，亦即张国焘及其研究者们说：“4月4日，扫墓一结束，张国焘就随蒋鼎文汽车到西安去了”。事实上，是张国焘首先弄错或记错了“脱共”这个日期，而其后的一些研究者们也据此蹈袭。试举证如下：

首先来看当时的原始档案资料。1938年4月5日这天，蒋鼎文会同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等到达中部县。蒋、孙、张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五日（重点号为引者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特派委员蒋鼎文代表谨具牲醴鲜花之仪，致祭于我民族始祖黄帝之灵曰：莽莽神州，圣祖始作，扫荡蚩尤，奠定华夏，桥山尺例，万国被化。呜呼！运丁阳九，倭夷肆毒，竭泽倾巢，狼奔豕逐……披发缨冠，举国同仇，攘彼枭口，奋我戈矛。誓争独立，流血断头，民族复兴，克绳祖武……”8。

不难查明，1938年的清明节为公历4月5日，而非4月4日，前引祭文开头为“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五日……致祭于我民族始祖黄帝之灵”。显见祭扫之日为4月5日。需要重点提及，这篇祭文是原始的档案资料，不属于多年后的回忆，其可信价值无庸置疑。作为中央级别的祭文，在清明节当场宣读的祭文自与祭扫之日相对应，否则，不仅仅是对黄帝致祭的不敬不诚。

其次来看另一位当事人蒋鼎文的回忆：“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重点号引者加）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9

蒋的回忆中并没有确切点明某一日，但从文中“黎明”时点来分析，不大可能是4月4日这一天，即所谓张“祭祀后出走这一天”。如祭祀之前张就与蒋鼎文“确定要出走”，既不利保密也不合情理，张国焘这种地下工作训练有素、实践经历十分丰富的人，是很会把握哪个时间节点最合适干这种决定人生命运的大事的。这一“黎明”时分甚而有可能是4月6日。

按照上述说法，张国焘其时已有性命之虞，迫不得已向蒋“下跪”求救。蒋鼎文作为接纳人，对张国焘这位出走人的投奔方式应当会有深刻印象，张国焘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蒋鼎文这篇口述完成于1964年5月至1965年12月之间，亦属多年后的回忆，但至少提供了张“脱共”时间和“脱共”方式的另外一种说法，毕竟蒋鼎文是当事人。

其三来看地理位置，延安与中部县相距两百多公里，当中要穿越甘泉、鄜县、洛川才能抵达中部，在当时交通困难的条件下，按照张国焘所说，“4月4日”赶到黄帝陵致祭，又在祭毕当日离开中部奔赴西安，绝无可能。查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开除张国焘职务事”，是说张在“本月（4月）3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陵”；而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则说是“4月2日离开延安”。可见张国焘离开延安的日期也有三种说法。

窃以为，张国焘的脱逃日期及方式，应该正视1938年4月5日黄帝陵的原始祭文所载，及当事人蒋鼎文的相关说法，再与张国焘之说印证。国共两党的资料和双方当事人都认定张国焘是在清明节（4月5日）祭祀这天出走，史料已互相参证，且与原始档案所载日期相符。前略述，蒋鼎文在陕西任上代表中央祭扫黄陵（1938年4月至1941年4月）均是清明节正日这一天，这几年的清明节对应日期分别为4月5日、4月6日，4月5日、4月5日，而从来就没有4月4日这一天去祭扫过黄陵。显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日应当是4月5日，而非4月4日。

张国焘“脱共”也不是有些书籍所说是蒋鼎文和戴笠策划及被劫持走的，实是蒋鼎文答应接纳张国焘后，张才有可能离开中部县到西安再转武汉。张国焘是搭乘蒋鼎文的小车奔赴西安的，且其警卫员张海后来亦搭载蒋鼎文警卫部队赴西安，如果是“策划”或“劫持”，作为警卫员的张海是不可能再赶到西安找到张国焘的。至于说蒋鼎文时任“西北绥署主任”，也误，其时没有西北绥署，蒋鼎文所任为“西安行营主任”之职。

张国焘初到西安就与蒋鼎文作了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这第一手的情报是蒋鼎文这个邻居乃至蒋介石怎么也不可能了解到的。据张国焘所述，蒋鼎文马上相应地调整了应对共产党的策略。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如此评述：

“由于张（国焘）的口述，蒋（鼎文）因更进一步认识中共假藉抗日以扩充其力量的企图，为防制共党利用民众渗透陕西民间，蒋（鼎文）下令限期将此种组织彻底肃清，同时组织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积极领导民间各种组织，收效甚宏。后来重庆以及各省类似组织都是接受蒋这些经验的产品，共党因之以‘磨擦专家’加之于蒋鼎文。”10

张国焘在这非常时期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怀抱，在两党关系上固然影响深远，但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片树叶轻轻飘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也。注释：

1.2.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30页、428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3.4.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第69-70页、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5.姚金果、苏杭著《张国焘传》第38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6.张树军著《张国焘》第349-350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7.《中共党史资料》第二辑第192页。

8.陕西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汇编本第3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九期第59页。

10.《蒋鼎文平乱释疑》，吴相湘著《民国百人传》第四册第185页，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社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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