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一错再错知错改错

【类型】报纸

【篇名】凯丰一错再错知错改错

【简介】凯丰这个名字，许多人是在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述中知道的。至于以前和以后，凯丰的活动经历大家了解得并不多。许多党史著作和辞书，对他或是没有记述，或是寥寥数语。笔者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几十种书报刊，终于看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凯丰。 遵义会议上挖苦毛泽东 凯丰,本名何克全（“凯丰”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1264

【正文】

凯丰这个名字，许多人是在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述中知道的。至于以前和以后，凯丰的活动经历大家了解得并不多。许多党史著作和辞书，对他或是没有记述，或是寥寥数语。笔者花了半年时间，查阅了几十种书报刊，终于看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凯丰。

遵义会议上挖苦毛泽东

凯丰,本名何克全（“凯丰”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1906年2月2日生于江西萍乡老关乡，和张国焘是一个地方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极力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不服气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两个月后，通过革命斗争实践，他看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政治才干，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老乡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策划了一系列对凯丰的“反击”活动。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

批张扩大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30多人，因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当年6月9日的《新中华报》对此事件作了披露）。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做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凯丰，商谈改进《解放日报》，党组织如何利用报纸开展工作，以及中央设立编译部等重大问题。同时，毛泽东还要他负责指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安慰凯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由此可见，俩人的情谊甚笃。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和家长制，使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与延安时期相同，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每天负责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邓小平主持了凯丰追悼会。 孙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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