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张国焘的曲折人生 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先锋

【类型】报纸

【篇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张国焘的曲折人生 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先锋

【简介】 + 1938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 + 张国焘(前排右一)全家在加拿大合影。 自从1938年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历史上搞“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曾被昔日红四方面军同事徐向前元帅评价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的人,在成为叛徒之前,其实是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079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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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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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前排右一)全家在加拿大合影。

自从1938年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历史上搞“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曾被昔日红四方面军同事徐向前元帅评价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的人,在成为叛徒之前,其实是有多重身份的,其中不乏“灿烂头衔”。

20岁的五四“要人”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也正是这一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

作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张国焘感到“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正是这份刊物,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他原本怀有的“救国治学”之心,从此找到新出路。

参加过1918年5月学生对日抗议的温和请愿活动后,张国焘开始急速左倾。在日益“急进”的氛围下,张国焘与“狂热爱国”的同学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等人成立了“国民杂志社”(日后他们都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2日的社务会议,谈及凡尔赛和会中国受辱之事,张国焘发出了五四运动的第一声倡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3日下午举行的北大全校讨论大会上,当然少不了张国焘的身影。

当5月4日的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校长蔡元培前来劝阻,学生颇感不耐,正在人群躁动之际,又是张国焘出面,让人“连请带推”地拥走蔡元培――90多年前的那一幕,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当蔡元培哀叹“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时,张国焘在这五四时代的学生“新生活”中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同学邓中夏更是戏称张国焘为“学生要人”。

唯一见过列宁的领袖

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并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迫使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重回北大――等待他的,是李大钊以及李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

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急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大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共产主义运动――“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正式踏上政治舞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经众人推举,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不久,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俄参加“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领导人。历史继续青睐于他: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张国焘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但风暴很快来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走向低潮,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分歧,不同意后者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之路线。与“共产国际代表”较量,张国焘焉有不败之理,张与陈独秀等人的矛盾也于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中共三大选举,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仅得到40票中的6票,连候补执行委员也没当上。他开始品尝惨败的滋味。

鄂豫皖的“园丁”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系统地改造党”,派中央代表深入各地党组织。张国焘主动请求前往鄂豫皖。

1931年3月,周恩来委托顾顺章负责张国焘、陈昌浩的“秘密旅行”。但顾顺章完成此次护送任务后很快叛变。幸亏张国焘等人临时下车换道,两头围捕的国民党特务扑了一个空,无意中逃过一劫。

到达鄂豫皖后,张国焘“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改革”。他督促每人“至少种五棵南瓜”,很快解决了最紧迫的粮食问题；领导反“围剿”战役,不断取得胜利；纠正乱打土豪风气,实行拥军优属政策,三个月内有一万余人参加红军。但他也同时实行“肃反”,杀害异己……红四方面军后来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的人民口口相传中央来了一个大人物“张主席”――这是张国焘生命中的第二个高峰。

但他的“高峰”似乎从来不会长久。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多年后,张国焘回忆起这段辉煌与沉落:“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肉滚滚的张拥抱憔悴的毛

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西进入川,也曾再创短期辉煌,两年时间内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听闻喜讯后高度赞扬。张国焘在川南军民中名声大震。对于成绩,他从来不掩饰得意:“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要求大举“进剿”红军。由于根据地越缩越小,困难越来越多,他此时“对苏维埃运动失却了信心”。最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懋功两河口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性的“雨中热烈拥抱”,但分歧与矛盾并不因为热情而消亡。两军实力差距明显,红一方面军只剩一万余人,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8倍于它,且相对物资丰富。朱德曾向张国焘感慨:“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的记录更为形象:“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害怕“清算”脱逃

“实力派”张国焘开始了徐向前元帅所说的“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的“反党三部曲”。但“自立中央”显然缺乏支持,日后他自己回忆起来也感觉这只是一场闹剧、“一个插曲”。

不乏整人经验的张国焘非常清楚,对他的“清算”终会来临。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6年与中央会合于保安后,他一直惴惴不安,心情晦暗,成了党内“闲人”,写检讨书,参加检讨会。贺龙在会上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

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运动开展了3个多月。当王明神秘兮兮地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都是托派”,已被枪决时(这两人是张的得力干将),张彻底崩溃了。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他借着祭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

反共强人落魄而终

然而,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最终发现日子并不好过。这位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被蒋介石分配给戴笠后,一直拿不出过硬的“反共业绩”――连戴笠的手下都敢对之呼来喝去、肆意凌辱。

国民党政权瓦解之际,张国焘转往台北。因军统把他抛弃,他又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穷困潦倒的他,腆着脸面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短信。不久,中央便传来话:愿意回来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承认和检讨历史上的错误。张国焘犹豫了。

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他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他提供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况,由此获得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才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去的念头,中央反馈的信息依旧。他踌躇再三,回去之念再度泯灭。

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他用四年时间写成《我的回忆》,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二千港币,美之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后来,又因经济拮据申请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

1979年12月2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弄到地上,虽数次按响电铃,沉睡梦乡的护士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别的凛冽,夜也特别的沉静,中国现代史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时年82岁。

□据《同舟共进》

■史海拾贝

张国焘欲组新党 陈独秀不予支持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是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瞿秋白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张国焘不甘心失意和冷落,便想重新组织新党,以在政治上再次崛起,他把这个党命名为工农党。这个党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友党。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并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召唤力。可是,他又觉得无颜去见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他对陈独秀也是口诛笔伐,甚至拍着桌子辱骂。但是他知道,这个新党因独立于共产国际,必然会使陈独秀乐于接受。他还是硬着头皮去见陈独秀。

陈独秀并没有对他怀有成见。张国焘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工农党?”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继续说,愿闻其详。”

“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由中国人做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不一会他又犯难了,自己头上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响应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一定会给予无情的打击。思量至此,他忧虑地对张国焘说:“如此大事,并非能轻易成功。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第二次发生在1937年。当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这时,已经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也在武汉,他得知陈独秀到武汉后,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独秀。落座后,他先是虚情假意地说了一通客套话,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何不再议十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陈独秀明白过来后,便有意转身面向蔡孟坚:“蒋先生知道吗?他会允许我再组织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党吗?”后来,他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每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包惠僧回忆说:“后来陈独秀对我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据光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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