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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吴运铎在一起:———身边人口述与吴运铎共度的日子(本报记者 杨振荣 通讯员 王丽秋)

日期:2020.08.11 点击数:6

【类型】报纸

【篇名】我曾与吴运铎在一起:———身边人口述与吴运铎共度的日子(本报记者 杨振荣 通讯员 王丽秋)

【简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运铎在卧室里建起科研试验室 吴运铎送给张海迪的书法作品亲人眼中的吴运铎 吴克 (吴运铎的女儿) 在我看来,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解放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吹口琴,大家在底下热烈鼓掌。小时候,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唱了歌颂刘胡兰的《数九寒天下大雪》,有人问,

【出版日期】2020-08-11

【报纸名称id】32070000062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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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运铎在卧室里建起科研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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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运铎送给张海迪的书法作品

亲人眼中的吴运铎

吴克 (吴运铎的女儿)

在我看来,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解放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吹口琴,大家在底下热烈鼓掌。小时候,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唱了歌颂刘胡兰的《数九寒天下大雪》,有人问,“谁教给你的呀?”我骄傲地说:“跟我爸爸学的。”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三好”:学习好、身体好、品德好。每年到儿童节的时候,父亲都会送大家礼物,比如乒乓球拍子等。我记得在“文革”中,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已经贴到院子门口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上中学的弟弟积极要求下乡,父亲不同意,他希望弟弟继续上大学。

父亲是1991年5月2日去世的,那天我去看他,告诉了他我即将到意大利访问的消息,他很高兴,他对我们在事业上有作为非常欣慰。

黄华英(吴运铎的儿媳)

“文革”时期我在黑龙江插队的时候,想在连里办个图书馆,就请吴老帮我买书。当时,买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文化工作都瘫痪了,而我也并不知道买书会那么难,可把吴老累坏了。他费了好大的劲,也托了不少人,给我们买到了《鲁迅全集》等书,而想给我们买本字典,在全北京市都买不到一套,于是他把家里仅有的一本汉语词典寄给了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愿意学习,他就会尽力帮助。

他把关心下一代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经常到工厂、学校去给孩子们作报告。“文革”后,他和孙敬修等搞了一个北京关心下一代协会,对失足青少年非常关心,对残疾人也非常关心。因为他身体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劝他别去了他也不听。对他来说,劳动才有幸福,他不愿意白白浪费生命,他希望自己能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

吴小荣(吴运铎的儿子)

我读小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劳动的开端》,写的是父亲在安源煤矿做矿工的事情。正如柯湘在《杜鹃山》里唱的那两句——家住安源平水头,一生挖煤做马牛。父亲一生都有着非常朴素的阶级感情。

作为父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严厉。小时候我有一次淘气,父亲拿竹条抽我,把竹条都抽断了。“严父”是那个时代共同的特点,而身体状况不好,也是他发脾气的一个原因。尤其是“文革”以后,因为受冲击比较严重,对他的性格影响也很大。那些事情,他尽可能地回避子女,但是有时候是回避不了的。1966年他被调回单位关进牛棚,他不想告诉孩子们,但他让我把家里的被子褥子用自行车驮着送到单位。刚到门口,他就说“你回家吧”,然后就自己抱着被子进去了。但是我知道,他问题“很严重”,大字报从动物园一直贴到他们单位所在的车道沟门口。

朋友眼中的吴运铎

赵长安(工人出版社编委)

作为《工人日报》的编辑,我有幸多次采访吴运铎,并约他撰稿。去的时间多了,自然也就熟了。人熟了,彼此聊的深了,涉及的面也就宽了,有了许多共同语言。

1982年5月,我到吴运铎家,吴老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节省。我和陆平也都注意给他们作出榜样。他们吃饭掉在桌上一个饭粒,都叫他们拾起来吃了;穿的衣服总是那两件,平时他们也不要钱,每月开支给他们一点零花钱。我们孩子都20多岁了,还没有穿皮鞋。艰苦环境可以锤炼人的意志,贫家之子,多立学有成。”

有一次,吴老和我闲聊时,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上世纪60年代初,外国有一项炮弹专利要卖给中国,价格为40万美元,吴老知道专利很有用,但一想到40万美元要多少工人、农民的血汗才能换回来,就心痛不已。他于是叫秘书给有关方面打电话:“不要买!”吴老决心自己攻克这个技术难关。

此后,吴老一头扎进科研试验中。加班加点,苦干加巧干,不分白天和黑夜。仅仅28天之后,就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结束后,看过这场精彩发射的评审者,高度评价了吴老和同事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然而,在“文革”中,吴老竟因此被污蔑为“第一号反动学术权威。”

李林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

上世纪60年代,我到首钢参加劳动,别人的一次违规操作引发了巨大爆炸,我当时正好在炉台上,在重伤的4个人中,只有我活了下来。但瞬间被毁容的现实,让我得了躁狂症,后来又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自杀的想法很强烈。当时,我真不知道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

在后来在康复中,我遇到了吴运铎。我们住在小汤山疗养院的同一个治疗区,病友们当时经常相约一起散步。有人在散步中走快了,别人就说“你怎么走那么快呀”,吴老就来一句“他看见扛猎枪的了”,大家哄堂大笑。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交往很多,吴运铎并没有在言语上鼓励我,而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我。疗养结束后,我还去看过他,和他所经历的相比,我就不算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否则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挫折,就会让一个人走上绝路。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幸,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候,遇到了吴运铎。谁都不愿意接受灾难,但灾难又是很难避免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伤残、歧视和压力,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吴运铎和他的作品,是我们面对社会、人生和命运的一剂良药。

同事眼中的吴运铎

傅正煊(15所原所长)

吴运铎在老一所(15所的前身)担任所长的时候,我是研究室副主任。在一次中干会上,吴运铎传达了中央决定发展导弹装备的精神,他难耐激动之情,带头吟诗一首。当时大家也非常兴奋,每个人都作了一首诗,可惜现在想不起来那些诗句了。

“文革”期间,吴运铎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到他家里看望他。面对十年动乱在青年中造成的信仰危机、知识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他痛心疾首。说到激动之处,他就把那只假眼摘了,在房间来回地走。吴运铎也因此把他后来的工作定格在青少年教育事业上。

1987年,15所所庆30周年之际,我去看望已经住进北京工人疗养院的吴运铎。他住在一间普通病房里。后来我才知道,是他自己不愿意搬进设备比较完善的干部病房,不愿意“拿国家的钱搞浪费”。

程绍钦(15所原副总经济师)

1958年我到老一所工作的时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还是一名24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吴运铎是我们的所长时,我非常兴奋。

不久,这个“中国保尔”就让我看到了他的精神风貌。当时所里正在自力更生建一座高20多米的临时厂房,打地基的活儿都是所里职工自己承担。当时吴运铎的一只胳膊已经残疾,但这么重的体力劳动,他仍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干,用唯一的一只胳膊拿起石锤夯地。在他的带领下,大厂房很快就拔地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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