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歧山上的游击队

【类型】报纸

【篇名】杨歧山上的游击队

【简介】 杨岐山，地处宜春两市交界处，方园数十公里，海拔约1000米。战国初著名哲学家杨朱来到此地，面临歧路，迷向哭泣，故此山名“杨岐山”。 反“三征”，揭竿而起 宜春市水江乡是革命老区，该乡快荣村的贫雇农民黄钢是杨歧山两次革命暴动的主要人物。黄钢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

【出版日期】2020-07-30

【报纸名称id】320700002035

【正文】

杨岐山，地处宜春两市交界处，方园数十公里，海拔约1000米。战国初著名哲学家杨朱来到此地，面临歧路，迷向哭泣，故此山名“杨岐山”。

反“三征”，揭竿而起

宜春市水江乡是革命老区，该乡快荣村的贫雇农民黄钢是杨歧山两次革命暴动的主要人物。黄钢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后，苏区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战略转移。苏区被国民党占领后，当地政府对农村实行高额的征丁、征税、征粮。大批农家子弟应征或被抓丁后，先到补充团集训，有的因遭受各种生活费、医药费的克扣和虐待，未到前线即被摧残致病、致死。几年下来，人民群众视服兵役为畏途，时刻担心抓壮丁，想方设法逃避。当时在宜萍两县流传着一首躲壮丁的歌谣：“听到狗叫，心里发跳；见到生人，便生疑心。时时刻刻要留神，一把柴刀不离身”。

为躲抓壮丁，1944年夏收后，黄钢和本村的黄光英、黄世获及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小枧村、暗田村的郑木匠、罗铁匠等贫苦农民上了连“皇帝老子也管不到的”杨歧山，成立了杨歧山抗丁躲避队，住在山洞或寺庙里。躲避队在黄钢等人的带领下，晚上去地主老财家抢粮夺油，劫富济贫。没有武器，他们就在山上造梭镖、打大刀、制鸟铳，没有蔬菜荤腥，就开荒种菜打猎捕鸟。

队员们采取偷袭等方法，夺取土豪劣绅的粮油钱财、枪支弹药，声势越来越大。那些躲壮丁、逃税赋、抗征粮的青壮年都上山加入这个组织。后来，水江珊田人、共产党员张传生也上了杨歧山。在他的指导下，躲避队成立了领导组织：黄钢任队长，黄世获、张传生任副队长。黄光英任秘书，刘桂生管财务。本来按黄氏宗族的辈份排行，黄钢叫黄光英为叔叔，叫黄世获为爷爷。为了表示自己拥护黄钢，黄光英改名黄铁，黄世获改名黄铜，与黄钢以兄弟相称。黄铁、黄铜还号召其他队员，不管是否同姓，辈份大小，都应以兄弟相称。随后，队委会督促训练队伍，灌输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理想。

此后，躲避队相续在宜春、萍乡的快荣、暗田、小枧、上洞等地开展多次行动，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对现实不满或躲壮丁的青年都慕名投奔游击队，其中既有贫雇农民，也有曾参加过赤卫队、共产党的革命者，还有几个在萍乡城里参加过罢工运动的后生。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拥有枪支60多支。

战匪兵，受骗下山

1938年3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路过宜春，“新四军驻宜春通讯处”在紧靠水江的慈化成立。为此，抗丁躲避队改名为“新四军湘赣边区游击队”，经常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杨歧山来了“新四军”的消息就在山脚下的村庄传开了。

杨歧山游击队夜袭地主老财、打死白兵、攻打碉堡等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分庭抗争的行动引起了宜春、萍乡两县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为消灭这个心腹大患，两县政府共同成立了“剿匪”联防办事处，分别由宜春县保安团大队长李道泰、萍乡县保安团大队长胡鉴庭带领保安队，对杨岐山上的游击队进行合围。游击队凭借有利的地形与敌人周旋，敌人不但没有打到游击队员，反而损兵折将，最后只好在杨歧山各个出口设立关卡，封锁游击队。游击队有枪无弹，不能下山搞粮油，连饭都吃不饱。这时又到了寒冬季节，队员们又冷又饿，日子十分难熬。同时，敌人威逼利诱队员的亲人上山作劝说工作，并承诺队员“只要下山交枪，就既往不咎”。一时之间，弄得人心惶惶，一些队员甚至偷偷溜下山。黄钢他们见队伍生存困难，敌人对下山的队员也没怎么样，决定分批下山交枪。到这年大年前，队员们除了张传生外，都下山交了枪。张传生越过封锁线，逃出虎口，潜往安福山区的大安里，后隐居在莲花县六市一带，于1970年冬去世。

当时，国民党当地政府对交枪的游击队员也没怎么样。然而，到1945年3月。萍宜两县的国民党政府突然调动兵丁，由胡鉴庭、李道泰带队，在水江、快荣小枧等屋场抓捕交枪下山的游击队员。绝大多数队员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获。只有黄钢、黄光英、黄世获等小部分队员逃了出来。

之后，胡鉴庭他们将抓到的数十名游击队员或打或杀或送往县城充军。其中郑木匠、罗木匠等20多名队员被杀害。杨歧山第一次革命暴动以游击队轻信敌人承诺、惨遭报复而结束。

播火种，夺枪暴动

1948年冬，在国民党营部当文书的胡志仁因不满当局作为，开小差跑回家乡--宜春县天台山高岭村。次年3月初，胡志仁在同学彭万选（水江乡霞源村人）的婚礼上与中共萍宜边总支委员会委员彭江流相识。彭受萍宜边总支之命，潜入宜春西北部的水江、天台一带秘密发展地下党组织。在彭江流介绍下，胡志仁于1949年5月加入“中共南昌城工部萍乡特别支部委员会”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一是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支部；二是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争取群众的支持；三是掌握地方反动武装，准备暴动，建立地下人民武装组织。

胡志仁听说同学黄光英（黄铁）曾参加过杨歧山“新四军”，还受过枪伤，如今在快荣当教师，遂与黄铁联系，引导其向党组织靠拢。经萍宜边总支委会讨论，同意黄铁加入党组织。为便于今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黄铁化名黄学友。之后，胡志仁和黄铁又先后发展快荣的黄钢、天台的唐吉文、仓下的周文化等为共产党员。1949年5月下旬，经中共萍乡特支批准，成立了“中共宜西党支部”，胡志仁任支部书记，唐吉文任组织委员，黄学友任宣传委员，周文华为联络员。

坑西（天台）是宜春西部重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红色政权。不久后被国民党复辟，伪政府成立的荐里乡就设在这里。1949年，坑西的碉堡里藏有一批枪支弹药，由乡公所派兵丁看守。其时，常有上高、铜鼓等地从前方下来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来这里骚扰。坑西方面以李道泰、赵光明等为首的杨派，水江方面以黄卓尔、彭树德为首的谢派，都想把这批枪搞到手。这时，从外地又回来一个张国栋，也想利用这批枪，招收青年，在坑西组织反共救国军。这些人的双手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杀人魔王李道泰原先是诱降和迫害杨歧山“新四军”的主谋，如今的身份是国民党退役团长；赵光明在湖南“平江惨案”后，曾勾结第七战区特务分子李刚等，迫害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卓子山、刘谦桕等同志；张国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当过铲共义勇队队长，无恶不作。倘若这批枪支落在这伙人手中，将对地下党的革命工作造成极大威胁。

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由胡志仁打入敌人内部，黄钢、黄光英负责在宜萍边界的快荣、暗田、石源等处征集人员，准备夺枪，计划在这年的端午节暴动。胡志仁接受任务后，于6月初当上了荐里乡“治安委员会”委员。6月中旬，在“治安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坑西地方自卫队”，张国栋任自卫大队长，下设两个分队，胡志仁担任了二分队副分队长。胡志仁打进敌穴后，推荐黄铁加入自卫队并担任司务长；黄铁化名黄学友，抓住自卫队要人当兵的机会，从快荣村动员了一些上进、可靠的人进入自卫队，并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因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原计划端午举行的武装暴动被迫推迟。

1949年6月中旬，黄钢听说杨歧山来了一支湖南方面的武工队，就上山与武工队接头，打算联合起来进行武装暴动。此时，国民党也获知杨歧山来了一股“土匪”。萍乡县政府立即派县自卫队副大队长李俊邦带着荷枪实弹的兵丁直赴杨歧山。由于湖南来的武工队不熟悉地形，枪弹少，在大队国军的攻击下，队伍被打散。国军得知黄钢上山找过武工队后，遂计划将原杨歧山“新四军”的“漏网之鱼”一网打尽。胡志仁获知后，见情势危急，来不及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决定马上举行武装暴动。

1949年6月23日晚。黄钢、黄铜、罗时仁等20多个扛着鸟铳、握着马刀、拿着梭镖的青壮年在快荣村东头集合后，直奔30华里远的坑西奔去。到达坑西后，黄钢他们在胡志仁、黄铁、黄世宝等的配合下，先是缴获了坑西地方自卫队的枪支，然后包围坑西碉堡，放火开枪喊话，吓得驻守在碉堡里的兵丁交枪投降。一共缴获敌人长短枪54支，花机枪、美式轻机枪各一挺，子弹数百发。天亮后，黄钢、黄光英等人带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返回快荣，奔上杨歧山。胡志仁仍留在坑西，没有暴露身份。

中共萍乡特别支部得知宜西支部组织的坑西暴动取得成功、队伍已上杨歧山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共产党员熊剑上山掌管这支暴动队伍，进行整编集训。熊剑化名李明志，由彭江流护送到杨歧山，找到黄钢、黄铁等人，传达了中共萍乡特支的最新指示。李明志代表中共萍乡特支宣布：武装暴动队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赣边区第二挺进队”，委任黄钢为队长，李明志为政委。挺进队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反“三征”及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为迎接解放营造浓厚的氛围。

遭围攻，队伍冲散

黄钢他们在坑西夺枪上了杨歧山后，宜萍两县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势力对于杨歧山武装暴动这一点燃在内脏地区的星星之火怕得要死。国民政府当局在自己所办的报纸《南方日报》、《前方日报》、萍乡的《群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引起了美蒋特务首脑机关的重视，竟派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政工处主任、少将易大德来对付杨歧山武装暴动。易大德调集萍乡县自卫大队、赤山桥、桐木、上栗等处的反动地主武装数百人，由胡鉴庭带队，气势汹汹地扑向杨歧山的心脏地区--梓木村。黄钢他们得知敌人前来围剿的情报后，埋伏在敌人进山的要道上，率先将走在前头的敌班长王道清击毙，将国民党兵打退。

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派大部队前往杨歧山，多路进攻围剿挺进队。7月4日，计划向萍乡武功山转移的挺进队员们在杨歧山西北面的乌龟棚与敌人的大部队遭遇，双方开火，年方20岁、绰号“山里水牯”的挺进队班长曾志崇胸部中弹，壮烈牺牲。黄钢等人与敌人对抗，因子弹不足被冲散，隐蔽到丛林中，但没有一人被俘或投降。此时距宜春、萍乡县城解放分别为13天、23天。潜下山的黄钢待敌人撤走后，又上山寻找失散的队员，一共找到了10多名队员和19支枪。早已下山的队员、共产党员罗时仁得到中共萍乡特支委托彭江流传达的指示：命挺进队旧部速到萍乡东大门芦溪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黄钢、罗时仁等人迎解放军进城后，均编入萍乡县大队。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赣边区第二挺进队的历史任务亦宣告完成。

铸冤案，深受迫害

萍乡解放后，中共萍乡特别支部向宜西支部指示：“今后一切工作活动，可直接与宜春县委接头，你们的组织关系也转到宜春县委去了。”

解放初期，原中共萍乡特别支部因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的冤案问题，被停止组织关系。土改复查基本结束时，在1952年的春节干部大会上，中共宜春县委主要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因闽浙赣边区福建省委城工部领导层有问题，原中共宜西支部地下党员，应暂时全部挂起来，未经批准不能恢复党藉，不能享受党员权利。”县委还对他们实行内部控制使用：一不准提级，二不准加薪，并将他们从机要部门、重要岗位调出来，或下乡当教员，或到企业、农村搞生产管理。

更为惨者，自1952年春节宜春县委宣布否定中共宜西党支部的全盘成绩后，接连而来的政治运动逐步将宜西党支部的所作所为进行否定。首先，将杨歧山武装暴动错定为登山为匪：其次，将中共地下党说成是“反革命党”；再次，在文化大革命的“三查”中，原中共萍乡特别支部被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其支委委员被迫害致死一半；原宜西党支部地下党员均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戴高帽、挂黑牌游斗，遣送回老家，经受各种折磨。其中，在宜春地区公安处工作的黄钢，1953年回水江探亲时因当成“土匪头子”被枪毙；1968年，在水江小学任校长的黄光英被迫害致死；胡志仁被开除工作，整整24年呆在农村，靠拉板车维持最低生活，结果妻子被人强占，妻离子散……

历史自有公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定论杨歧山武装起义，为当年参加革命的志士平反昭雪，为革命战士、共产党员黄钢、黄光英、胡志仁、罗时仁等人恢复了名誉。

（彭发生记者黄永东）

杨歧山普通寺曾是游击队队员栖身地

杨歧山下的快荣屋场

黄钢妻子、百岁老人李桂秀。现在水江光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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